屠绅评传

时间:2018-11-13 05:40:01

分类:人物传评

生平简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类“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的作家,屠绅因有《蟫史》一部而获此美名。《蟫史》一书,就其文体而言,被鲁迅誉为“足称独步”。除小说《蟫史》外,屠绅著作还有《六合内外琐言》(一名《琐𤥐杂记》)二十卷,杂说《鹗亭诗话》及《笏岩诗钞》。

屠绅字贤书,一字笏岩,别署黍馀裔孙、磊砢山房主人、竹勿山石道人。他的一生,几与乾隆盛世相始终。乾隆九年(1744),屠绅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治西乡西观村一个世代业农的家庭里。大概在他出世后不久,他的父亲觐文即离开人世。其乡人金捧阊《客窗偶笔》卷一说:“觐文年二十余,读书通晓,翁遣入都,时先君子官助教,遂师事先君,先君以其为善人之后,将提挈之,居无何,暴疾卒。”

屠绅的一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二十岁中进士前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内主要是读书游学。十三岁游邑庠,十九岁举乡荐,二十岁中进士,列第三甲第十名,二十岁到三十岁前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他与阳湖洪亮吉,武进赵怀玉、黄景仁过从甚密。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或书斋、或酒肆、或名园,饮酒高歌,吟诗联句,高谈阔论。除此之外,中秋的桂香月色、冬天的白雪琼玉,也常常把这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士子吸引过来,让他们过着“人生随处可不恶,人生及时且行乐。脱帽露顶长叫呼,狂奴故态今复作”(黄景仁《两当轩集·别亦园诸君,即用笏岩赠别原韵》)的放诞风流的生活。

三十岁后为他一生的第三个时期。1773年,屠绅三十岁,任云南师宗县知县,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1787年,四十四岁,迁寻甸州知州,翌年,在广通任。1797年,五十三岁,任广州通判。《蟫史》开卷有言:“在昔吾侬官于粤岭,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编。”应该说,云南、广东的这段官宦生涯使他得以搜罗异闻,广泛接触现实,为《蟫史》的写作作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就在这一年,开始了《蟫史》写作。1801年,卒于北京客舍,享年五十八岁。

性格特征及思想状况

1、才子 浪荡子

大凡才子皆资质聪敏、才情高迈,而又好恃才使性,常视礼法于不顾,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人们常常才子、浪荡子合称。在我国文学史上,身兼二职者颇有其人,较著名的有嵇康、阮籍、杜牧、温庭筠、柳永、唐伯虎等。此后,屠绅也以其双重的身分步入了上述诸人的行列,既有嵇、阮的狂傲,又有杜牧的放诞的风流。

在才子的历史上,似乎都有自幼“资质聪敏”的记载,屠绅也不例外。《客窗偶笔》说:“笏岩幼孤,资质聪敏”。杜陵男子为《蟫史》作序也说他“少矜吐凤之才”。聪敏的资质使他二十岁时即能春风得意,也为他的创作增添了光彩。《蟫史》一书的写作,处处闪耀着他才情的光辉。其间有关算数、阴阳五行的描写令人玄妙莫测,员夫人退回贼的六幅织锦回文图(卷四)绚丽多彩,令人惊叹。求博士为斛斯侯所献的四灵图更是奇思妙想,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四灵图,刻牙骨及文竹,别于叶子戏。凡四部,毛则玉麟、香象、绣虎、水犀、天马、仙鹿、神羊、文貍;羽则仪凤、彩鸾、鸣鹤、惊隼、冥鸿、驯雉、舞鸡、金鹊;介则元龟、老鼋、白鼍、黄能、翠蜃、紫贝、黑蚌、青螺;鳞则飞龙、潜虬、腾蛟、驱鳄、掣鲸、衔鳣、骑蛇、乘鲤…

毛、羽、鳞、介四灵,每灵配以八种物名,每物前面冠一修饰语,或动词、或形容词,“白、黑、黄、翠、紫、青”表颜色,“飞、潜、腾、驱、掣”等表动作,三十二种物名一一列举,物名用偶字、句子用偶数,写得文采斐然、灵巧飞动。这得力于作者知识的广博,造语的精巧,一句话,得力于作者的才情,难怪鲁迅先生要称屠绅为“以小说见其才藻之美”的作家。

屠绅的诗文也以才情见长。洪亮吉称他的诗“如栽盆红药,蓄沼文鱼”(《北江诗话》)无非是说其精巧美艳、灵动优雅,但缺乏自然。试看几首诗:

帆影下回汀,湖光带晓星。天荒微子墓,树远沛公亭。凫掌牵船縠,鱼须著网腥。沮洳虽不恶,吾道未飘萍。(《微山晓望》)

淮清小市夜如云,景色秋来又几分。何似扬州好明月,吹箫声近杜司勋。艓子轻盈水上歌,秦淮秋思上楼多。旧游南指乌衣巷,桃叶无情奈若何。(《忆金陵旧游》)

正值青春年少而又春风得意,屠绅是很能尽情地享受人生的。在友人的诗词中,不乏他们一起游乐宴饮、诗酒唱和等欢乐情景的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屠绅与洪亮吉、赵怀玉诸同人访城西徐墅陈刺史明善于亦园,彼此“唱和诗极多”,赵怀玉《沁园春·亦园次韵贤书》一词(见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记下了当时盛况:

弱冠科名,唾手拈来,宜乎近狂。任一门才望,封胡遏末;同时声价,沈宋钱郎。但喜高歌,常拼痛饮,相遇名园共醉乡。秋初到,试回风落叶,一听虚堂。 论诗何必宗唐,只小技从人议短长。看紫薇笼月,花阴浓淡;红莲著露,烟水苍茫。仆本多愁,君能自放,礼法宁为我辈防。匆匆别,记蜘蛛帘幕,蟋蟀林塘。

狂放、不拘礼法,这是屠绅年轻时的性格特征;直到他步入仕途、迈进四十岁中年也无变化。乾隆五十二年他四十四岁,友人赵怀玉还说他“十年未改旧狂名”。

屠绅还好恃才使性。他和门人师范的密切交往,主要是二人性情相投。师范“作事不受庸人绁”,他便“倒履相应”(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卷六)。另外,《鹗亭诗话》也说:“仆性褊急,尝与人角,猝不可忍,郡伯坦园先生曰:‘非直忍而已,忍之即入于阴险,反不如角之。’仆询何药可治褊急之疾,曰:‘惟十思散可。’仆不之解,曰:‘无喜怒爱憎者非人情,吾有所拂,但作十日想,涣然而释,盖理渐足而气渐平也。’谓之‘十思散’。”这种褊急、爱憎分明,使他疾恶如仇、作吏颇酷,深慕汤显祖为人。1773年,他做师宗县知县。当时师宗地方七百里,暴民常常刁难乡民,当地官吏都不敢管。屠绅到任后,立斩一人,马上使当地平靖下来。

屠绅还好搜罗撰写奇闻异事。1788年,撰成志怪集《琐𤥐杂记》。此外,《鹗亭诗话》中的某些篇幅,如《判鬼仆》、《虫圭》、《平鼷纪略》、《鬼雄》等,皆属谈怪论鬼;特别是《鬼雄》篇,造语艳异,文彩斐然,描写逼真而又阴森恐怖。此种嗜好及努力为他创作《蟫史》作了艺术上的准备。

作为一个浪荡子屠绅的另一特征就是好女色。洪亮吉说:“屠刺史绅,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数,卒以此得暴疾卒。”(《北江诗话》)丧生于此种生活作风下,实为不值。这种生活作风,在《蟫史》中也留下了颇为浓厚的痕迹,书中常常缀以秽语,特别是《锁骨菩萨下世》一卷,足使观者瞋目。此种禀性乃屠绅生活中的缺陷,投影于小说中,使整部小说白璧上添瑕疵。屠绅的这种缺陷我们无庸讳言,但它毕竟掩盖不了他作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难得人才所作的贡献。

2、将军的气质

在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藏屠绅《蟫史》的最早刊本中,除正文外,尚有图像二卷,各六十一页,一面是图,一面是赞。第一幅图绘的是磊砢山房主人,即作者屠绅,背面则绘一幅象我们常见的类似岳武穆形象的将军相以自况。屠绅把自己与象岳飞那样的将军联系起来,并以此自况,本身就反映了他的将军的气质。这种气质,深深地烙印在《蟫史》一书中。

《蟫史》大致讲用兵征剿之事。用兵征剿,自然涉及军事指挥、治军用军的战略策略。“夫将兵之道,不宜用聚敛小人。彼以为兵无事而多费刍粮,不妨撙节之,无使有余钱而后已,殊不知将使兵,兵恃食。”(《蟫史》卷一)屠绅认为,用兵之道,主要在于将官,将官不宜用聚敛小人。士兵依靠的是粮食,而将官克扣兵士良粮,势必引起士兵怨怒;士兵怨怒,便与盗贼相勾结,进行骚扰破坏。果然,《蟫史》第二卷中就写抓到几个叛卒,审问时,都说:“军食少,不得存活,遂激而为此(指为倭寇作内应),增外粮,聊救一家之饥,引内扰。”由于将官本身素质的问题,致使士兵通敌,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辖神泉的副指挥使利达本为游民,靠投机钻营竟混得副指挥之职,与海外相勾结,致使边境不得安宁(卷二)。海贼合围驻岛官兵,官兵中竟有上百人通贼作策应(卷十五)。这都说明治军不严,用将不当。对于怎样治军、怎样用兵用将,屠绅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各镇官皆海隅鳌足,阁上龙头,应无颓废之虞且有猷可採,凡弁兵无犯法,寇盗尽销声者,上考,亟请于朝,锡蟒玉。

各镇官昧于大体,颇涉骄矜,不恤人言,竞荒禽色,以致毛贼横行,卒无斗志者,下考,付戏下问状,请内察。

各镇官恃其勋阶,虎视一方,求金索赂,以饱贪壑,貔貅侧目,时见逃亡,又复讳言窃发,粉饰苞桑者,随时请逮治。

各军卫官如敢偷安旷职,纵兵为害,与盗为缘者,兵则寸磔,……官下狱治罪,如与兵同恶共济者,以上方剑刑之,悬级纛下。(《蟫史》卷二)

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大谈军事,大谈用兵治军之道,并非屠氏故意卖弄,而是当时军备军纪中存在的严重弊端的反映。清朝的正规军,由八旗和绿营组成。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但仅仅过了一代人时间,八旗兵已渐腐败,战斗力大大削弱。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八旗兵军纪废驰,士无斗志,上谕中指出:

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四)

这些军队只知烧杀抢劫,蹂躏平民,作战中屡次败绩。此后八旗兵越来越腐败,一些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一概置之脑后,而一般士兵也养成游手好闲、浮华喧嚣的习气。三藩之乱的平定,依靠的是绿营兵将,而绿营兵将也在逐渐蜕化。嘉庆未即位时,随乾隆南巡,曾目睹军队积弊。他后来说:

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东华录》嘉庆朝卷七)

在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曾调查该地的武备情况,发现高级将领“贪纵营私,废驰营务,并令兵丁私回内地贸易,每月勒交银钱。……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清实录》乾隆朝卷一二九七)至于内地各处的防兵,情况也十分糟糕,军营中领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弊端十分普遍。军队的腐化,军纪的废弛,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作为一个做过云南、广东等地官吏的屠绅,是注意到这点了的,他为当朝统治者深深地忧虑,他不能不有一套改革弊端的措施,他不能不树立治军的正面典范,于是,一系列治军条文、言论,一个善于治军的统帅形象甘鼎,便出现在《蟫史》里。

3、政治家的眼光

清朝经过康熙盛世,到乾隆时期,“治平”百余年来,经济繁荣,人口猛涨,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统治政策,先后打退了沙俄对东北、西北地区的侵略,平定了蒙古各部,平定了回疆和西藏,巩固了东北、西北、西南和北部边疆,并进行了有效的开发,使清朝前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清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然而,在这盛世的背后,却潜伏着各种各样严重的社会危机。比屠绅稍早的曹雪芹,敏锐地看到了封建帝国锦绣繁华的背后大厦将倾的危机,从而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楼梦》;比屠绅只小两岁的洪亮吉,也敏锐地看到了潜伏着的人口危机:人口激增,土地兼并严重,耕地不足,其间的矛盾势必造成社会的大动乱,因而他写下了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治平篇》来“为治平之民虑”,为当权者忧。屠绅和洪亮吉是交往密切的朋友,彼此不可能不互有影响,其结果是促使彼此间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促使彼些间忧患意识的产生。

《蟫史》首卷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使他产生忧患意识的边备问题:

方今天下疆域,不比古时狭小,以天尽头为界,不以海大处为边,无边故无备久也。

近日滨海有人传言,寇将以数十艘犯此间州郡。

倭寇蹂躏江浙,肆豕突于瓯闽,数败复振,今迤逦来粤。

明朝中叶以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以致成为明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在明朝,疆域还远末有康乾盛世辽阔广大,海患尚且严重,边备尚且问题迭生,那么“不以海大处为边”而“以天尽头为界”的清朝大帝国,其统治力量怎能没有鞭长莫及的忧患?

《蟫史》中有法术的幻术士很多,反面的有玛知古(后归降)、唎哑喻、娄万赤、刚上人等。这些人互有联系,贯穿于小说始终。“玛知古,大西洋人,幻士。”(卷六)”唎哑喻,从欧罗巴来,少与娄万赤同师,仍师事万赤。”(卷九)刚上人为唎哑喻徒弟。唎、娄、刚三人都先后到西南、东南沿海、河南帮助过苗、海寇、五斗贼等的叛乱。这些从大西洋彼岸、从欧罗巴来的幻人,与内地反抗势力相勾结,进行叛乱。这不能不提请人们注意:外国侵略势力在与内地相勾结。这种忧患,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据的。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早在汉朝就有记载。《西南夷传》载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由调遣使诣阙朝贺,献大秦幻人。当然,汉朝的幻人还不至于在中国为非作歹,但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正是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为了积累资本,当然要发展贸易;要发展贸易除了欧洲自身之外,则要向海外发展,于是东方世界的中国及南洋群岛的某些岛屿,就成了他们为发展贸易争夺的基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来到东方。他们来中国的目的,除了通商,就是扩大殖民地,但由于中国海禁严厉,往往发生争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广东巡抚林富奏疏言:“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明人对葡萄牙、西班牙的称谓)夷人,突入东莞县界。”

《明史·佛郎机传》载:

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至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鸳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张维华《明清之季中西关系简史》说:

葡商初至闽、浙时,往往为海寇所困,力图歼灭,寇常畏惮不敢近,由是盘踞海上诸岛,与内地商民,互通市易,且或收买子女,行诸不法。时倭患方炽,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海滨巨族,阴为党羽,与通婚姻。

外来势力渗入的结果,是倭寇收买内地不法分子共同骚扰滨海地区,葡萄牙人最终占领澳门,荷兰一度占领台湾、澎湖。

英人来华始于明末,1637年6月27日,威特率英船四艘泊澳门海面,澳门当局怕英人危害自己利益,故多方为难。广州当局亦受葡人怂恿,意欲加以制止。英船等候月余,毫无结果,威特遂率船北上,炮击虎门炮台。夏燮《中西纪事》卷一云:

(英人)扬帆乘潮,径通炮台。……夺而据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

中英第一次接触,竟以兵戎相见,殖民主义面目于此可见。1785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为来华使臣,英政府对其训令的主要内容中有“力求获得作为货栈之用的一块地方或岛屿”、“力争英人不受中国裁判”两条。这次外交因清廷的坚决反对而告失败,英人遂以武力炫耀。1799年(嘉庆四年)10月,英国从印度派兵船三艘,擅入中国内洋,泊于穿鼻洋面。鉴于中国尚有相当抵御力量,英人才不敢以武力攫取中国领土。

清朝统治遭到了外来势力的威胁,国内也颇不宁静。少数民族(除开满族)问题一直是清政府最棘手的问题,西北有回族起义,西南有苗族起义,还有川、陕、鄂境内的白莲教起义。特别是湘、黔、川之间的苗族反抗运动,自乾隆六十年(1795)开始,清政府曾调动两广、云、贵、川、湘、鄂七省的兵力,都没把苗疆完全平定下来,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苗境才告安定。

《蟫史》先写平定闽浙海寇,次写平定西北“回贼”,后写平苗,特别重点写平苗:“九股苗连屯五百里,蜀东黔北楚南广西之境,绵绵延延,主抚者惑于人心,主剿者黯于地理,兼以疠疫无命,星躔告凶。”(卷四)现实中的内忧外患深深地投影于小说之中。果然,不出四十年,鸦片战争,英国从东南沿海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法、美、日、俄等也接踵而至,中国的边疆无论东南西北都受到损害。从1840年到1900年六十年间,中国共损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随之而起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内忧外患夹击的结果,使清王朝统治大厦忽喇喇将倾。时代风云变化之迅猛是清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在他们还未来得及采取有效措施前,清朝统治便在武昌起义的暴风雨中灭亡了。

“凡身居局外,尚为之忧心,吾心在镜中,不可以袖手。”(卷十六)从《蟫史》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及清朝最后结局看来,屠绅不愧为一位关心时事、目光敏锐的政治家。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并未引起注意和重视,他的小说的真正价值也至今还蒙尘在书堆中。

《蟫史》的艺术成就

1、《蟫史》是一部什么性的小说

《蟫史》在语言上属文言小说,在体制上属长篇章回小说(共二十卷,相当于章回小说二十回),在内容上系属何类,说法不一。《天咫偶闻》作者认为它是一部“以荒唐之辞,肆诋诽之说”的小说。孙子书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它“本非通俗小说,惟唐以来传奇文学,绝无此等长篇,其为此书实受章回小说影响,但文体稍异耳”,因此把它列入灵怪类。鲁迅亦称其“实未离于神魔小说”,时复“缀以亵语,固由作者禀性,而一面亦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把它划入“以小说见其才藻之美”一类;承袭此说,台湾孟瑶也认为它旨在炫耀辞章,只求表面的华艳,过分的人工化而忽略了内涵,甚至拿别人评他的诗文的话“貌渊奥而实平易”来附会评他的小说,最终认为《蟫史》不过是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揉合而已。上述诸说,都末能真实地反映出《蟫史》的真面目来,或者说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限。《蟫史》“貌渊奥”固然不错,但如果把它放在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全方位考察,全面分析小说情节结构及作者艺术匠心,而不仅仅局限在它本身的“迂怪”、“渊奥”,我们是可以给它作恰当评价的。

《蟫史》开篇即言闽人桑蠋生海行,舟败堕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上岸后因所刻神碑失去而自沉于海,为渔人所救,引之见甘鼎。甘鼎当时官指挥,方奉檄筑城防寇,求地形家,见蠋生大喜。后在地穴中得三箧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另一为天人图,又一为方书。时有邝天龙作乱,自署广州王,其党娄万赤有异术,辅助邝天龙。甘鼎进讨,有龙女来助,擒天龙,万赤逃走。鼎以功晋位镇抚,仍随石珏协剿闽浙粤海寇,又破交人。然后甘又助石珏破西北“回贼”,升兵马总帅,赴楚、蜀、黔、广备“九股苗”。遂与诸苗战,多历奇险,后又往河南协助平定五斗贼。最后,五斗贼、交趾、诸苗皆平定,蠋生还闽,甘鼎弃官去。

整部小说中心是言用兵征剿之事,创作形式类于神魔小说,战争双方皆有神人相助。助甘鼎的有刘元海、矮道人、点金点石道人,此外,木兰为龙女,邝儿、矩儿为天星下凡,璜儿为月窟之神,……反面的有娄万赤、唎哑喻、刚上人等,诸人皆有奇门异术,本身皆能变化多端,小说也因此奇事迭生,怪怪奇奇,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诸多奇事中,较重要的有:甲子城掘井所得之奇书、员夫人织锦破回贼、玛知古悬镜、麻犵狫厕上开筵、龙女地下新船载甲、四灵图、解歌儿苦寻三生梦、连尾生吐胸中五岳、都毛子行阁上诸天、生心盗竟啖俗儒心、少目医终开盲鬼目等。

《蟫史》序言说:“夫思不入于幻者不足以穷物之变,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之闻,而天地大矣,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古今远矣,开辟以前已有开辟,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穷物思变,耸人听闻,乃作者写奇人幻事的动机,也是作者创作《蟫史》的主旨。

第十二回(卷),正参司马季孙夜坐作书纪梦,步月中庭,坐一山石上,忽山石载正参平地飞起,来到猡鬼寨中,石忽变为女猓,以刀胁降,犷儿为救正参,变为蛇载正参出,见一绿发怪裸体而来,其私处有二物,犷儿之术为其所破。此怪仍劫正参去。这类情节,一些神魔小说中比比皆是,《蟫史》的可贵在于,它不流于一般神魔小说的模式,写幻化情节是为了引出作者的思辩。老道士刘元海听完犷儿对上述事件的叙述后对犷儿说:“世治(犷儿),汝来前。夫变化万端,其所以变者一元也。汝能变禽兽矣,而不知万禽皆一凤之毛,万兽皆一麟之角。汝能变鳞介矣,而不知一龙藏群鳞,一龟藏群介。汝能变蜾虫矣,而不知十万八千之虫,由于一蠛蠓。得其一,则不变而可以括万变之囊。”道士的这番变易之说,应该说,是渗透了作者的哲学见解的。万物皆有所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客观物象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总有其本质的东西可以把握,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把握事物的主流,才能采取相应的应付措施。女猓能变石、变怪,但其毕竟是女猓;犷儿能变蛇,但他终归是犷儿;同理,五苗善变,能变虫介、变禽兽,也仅仅只是表面现象。女猓知道了载正参之蛇是变幻来的,转而变成克犷儿之变之绿发怪,抓住了本质,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犷儿在上一事件中吃了亏,在后来另一事件中,和甘鼎一样识破了假象,并采取了有效措施。第十三回,唎哑喻先变铁丸加害甘鼎,又变山溪阻挡其行,再变其师道士刘元海,其本身却掣玛师之镜去,诱玛知古、天女、砭道人追镜,以复斩臂之仇。唎妖善变,而甘不为所惑,能识其变,在犷儿帮助下克服此妖。这就是鍼道人对甘鼎所说的“遭非常之敌,即有非常克敌之人鱻待之”(卷十三),唎妖为非常之敌,甘鼎、犷儿乃为非常克敌之人,这说明事物尽管变幻万千,但只要抓住了本质还是能找到克服办法的。

从变化万千的事物中抓住事物本质采取克服办法的途径是什么呢?《蟫史》以艺术的形式作了阐释。天女木兰被鱻椰子所糁之黄尘万斛困于乌蛮江土兽中,矩儿璜儿夫妇往救。救活木兰后,忽“一长物如常山率然,而首尾混混不可识,绕匝木兰三人。璜儿令矩儿立其肩,木兰又上之,引丝成巨絙,相与贯穿。璜儿令木兰挺身上举,则夫妇二人继长高也。三人层累联至寻丈,竟冲霄去,长物自脱其围。”(卷十四)这是以竖破横之法。后犷儿说璜儿的“竖”义是:“丝联神贯,上彻元宰,下穷谷神,……‘丝’之言为‘思’,是能穿穴事事物物”,并能“一以贯之”。作者在情节上安排这一奇事的用意是在于引出“思”的观念,“思”能洞察一切,贯穿万物,思变则能左右逢源。面对变化万千的大干世界,要想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要想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靠的是“思”。所以《蟫史》是以荒诞之事来耸人听闻、引人深思、穷物之变的。这种耸人听闻之事乃是清朝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军备废弛、边境受到外来势力威胁、少数民族反抗等等(已如前述)。

从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说称作“蟫史”,蟫是一种蛀书的小虫,作者自认为他的小说不会象《史记》那样流芳后世,不过为蛀虫准备食物罢了。这种自谦意识,不知蒙骗了多少人对《蟫史》审美意蕴层的认识,联系小说与当时现实,人们难道不会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小说之所以要以苗为重点描写对象,并把苗民说成虫介牛鬼蛇神之类,实在是作者表现忧患意识的假借体(明白了这点,就不会认为这是对苗的诋诽了)。意在说明这些危机四伏的问题将会象虫豸一样蛀蚀掉整个天朝大国。诚如作者在《蟫史》中说的那样:“凡事之不能为假借者,皆非妙道也。”(卷十三)假借,乃《蟫史》妙处所在,以假借启人思考,使它与一般神魔小说划清了界限。这种写法,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堪称独特。

所以,认为《蟫史》“貌渊奥”、“迂怪”而“不可考究”是片面的,说它是“以荒唐之辞,肆诋诽之说”是错误的,说它表面华艳而忽略了内涵的观点是不公允的,认为这只是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揉合更是不恰当的,它类于神魔小说而非神魔小说,它是一部借神魔小说之体来惊警世人,且富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寓言小说,它虽古涩艳异但内涵丰富,为我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奇书。

2、《蟫史》结构上的特点

从《蟫史》总体结构上,可以看到《水浒》、《红楼梦》的影响。

《蟫史》第一回,甲子城掘井得三箧书,其一凡二十卷,题曰:“彻土作稼之文,归墟野凫氏画。”桑蠋生谓甘指挥曰:“此书明明授我主宾矣。何言之?彻土,桑也;作稼,甘也。”综观《蟫史》一书,实乃甘、桑贯穿始终。《蟫史》二十卷,正好与井中奇书二十卷之数相吻合。《红楼梦》开头所言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所见的故事,正是《红楼梦》全书的要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所见金陵十二钗正钗、副钗的名册,正是小说人物命运的归宿。二者开卷何其相似。这种总起结构方式,有为“奇书”的“奇”创造气氛的功效。

《水浒》中的主要人物,主要写梁山泊一百〇八将。这一百〇八人当然不能一次出场,作者采用链条式连环套结构安排人物出场,往往由一人带出另一人或另几人。《蟫史》作战地点频换,征剿对象主要有五苗:白、红、青、黑、黄,行文安排上由白苗带出红苗,红苗王败走投靠青苗,青苗处境危险联结黑苗、黄苗。这种结构方式使纷繁复杂的头绪表达得一清二楚,而又显得结构紧凑。

当然《蟫史》结构上的独创更在于它的假借之法。关于假借,参照前文,不再赘述。

3、《蟫史》情节安排上的特点

《蟫史》既为寓言小说,假借各种荒诞之事来表达忧患意识,那么它在情节安排上也就服从于这种整体构思的需要。小说讲用兵征剿,但并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双方对阵上,而是写在征剿过程中发生的奇人异事,这些奇人异事,不仅仅在于“餍好奇之心”,主要在于引人思考。如写“地下新船载甲”的奇事,引出这样一段议论:“今天下承平日久,于调兵征饷之制,既不屑沿旧法,又不及定新规,仓卒之时,虽萧相国不能輓储,淮阴侯不能不为将。天女不得已而载兵渡饷,凌风驾云……微独依古未之前闻,且亦不可传信后人。”船行地中之海,荒诞之极,不足传信,作者引人思考的却是调兵征饷之制存在的弊端和将官武备松弛的问题。按廷制规定,运粮二千石以上官吏,充总运使,而天女所见蜀之运粮官运粮达六十万石,官职只是一个七门郡丞,也未设副事,原因是原运粮官“方笃闺房,重离别”,于是以次充主。楚之运粮,“篙师柁长,肝胆不齐,齿牙互抵”,使运粮官“无策驭之”。运粮制度不健全,官兵纪律松懈,而前方又急需粮食和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天女才借神法化神船,载官兵粮食从地中之海飞速到泉州去平定海寇(卷十四、十五)。

诸如都毛子行阁上诸天、生心盗啖俗儒心、少目医开盲鬼目等三件奇事,皆为作者在行军征剿的间隙,忙里偷闲,精心安排的。如矩儿夫妇由河南赴黔营助斛斯侯破黄苗,途中见生心(人名)盗啖活人心。矩儿夫妇一路上本可乘锦飞往(以往皆然),但二人却舍长取短,由荆襄荒僻小路步行前往,矩儿说这是因为怕被五斗贼发现,免得惹出麻烦。细想一下,这并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却是作者想在“荆棘满林、烟尘弥望之际”逗出一段吃人的耸人听闻事来,“示人以明心见性”。如果在这里安插的目击者是别人而不是矩儿夫妇,效果自然不同。如是桑蠋生或其他凡人,途经此地发现这一怪事,可以当作正常情况下的偶然事迹,小说情节尚属平淡无奇,无甚惊人之处,唯有安排矩儿夫妇这样的异人方能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因为本可飞行的人却偏要步行,这就有点反常,这种反常使人不得不思考矩儿夫妇为何不飞的原因,是想借此吸引读者对此怪事的注意、重视、思考。这种情节安排上的特点,乃是作者思不入于幻者不足以穷物之变,说不极于诞者不足以耸人听闻”创作主张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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