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评传
时间：2018-11-30 16:40:01
分类：人物传评
黄瀚，号小溪、溪山，别号趣园野史。清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在世。(1)
黄瀚生长在平凡之家，而父母亡故，兄弟散处，使他无所牵挂。黄瀚赋性好游，足迹遍及四方：他曾登临太华绝顶，并北入太行山，西入峨眉山，旁及终南山、武当山、罗浮山诸胜；他曾泛舟五湖，寻觅范蠡系舟之处，观览海市蜃楼、鱼龙出没之乡。黄瀚孤身一人，跋涉于山巅水涯，寄情于诗酒之间。不仅如此，他也曾“见诸名公，鸿文巨制，常附骥尾。”(《白鱼亭》序)但黄瀚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他认为“设使生长华胄，青云直上，致君泽民，旰食不暇，何暇及此哉!”“设使菽水可以承欢，骨肉得以聚首，吾亦不愿放浪于形骸之外；事亲敬长，朝夕不暇，何暇及此哉!”(《白鱼亭》序)对于古人主张的应该游历名山大川，作文才有奇气的观点，黄瀚则认为“裹粮走险，寻幽探奇”是“得志君亲者”所做的事，非“劳人弃士”所能为。因此，黄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幸的，并将其归之于天命：“非幸也，是天之以辛苦与我，使我备尝也”，“非幸也，是天之以狂态与我，使我终无所成也”(《白鱼亭》序)。至此，黄瀚的基本思想已可捕捉。黄瀚是一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及伦理道德教育和影响的失意文人。他渴望自己能生长于华胄之家，以便青云直上，“致君泽民”；次之，他希望父母健在、合家团圆，以尽“事亲敬长”的人子之道、兄弟之情。当这一切都未成为现实时，他虽赋性好游，平生大部分时间游历名山大川、寄情诗酒之间，“醉则狂呼，天地为之变色，雷霆为之息怒”，但外表的放浪形骸、纵情山水，却难以消除理想与抱负的失落所带来的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沮丧、孤寂之情；“终无所成”所造成的痛苦和内疚，使他由衷地羡慕“得志君亲者”的地位和作为。同时，他也痛楚地叹惜自己的“弃士”处境：“嗟夫，余以一书生奔走天下，阅尽山川，饱看人物，除诗囊酒瓢而外，他无所得”，“是天使我终其身于天下名胜之区，亦未可知也”(《白鱼亭》序)。作为一名儒士，他愿读书做官，以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而不愿过隐士般的生活，在山水之间蹉跎岁月。黄瀚既难以超越“修齐治平”的理想规范，也就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内心痛苦之中，也就只能将他的窘境归咎于命运。
道光二十一年，黄瀚在几上峨眉之后，又因寻诗而踏上峨眉山道。他“走方山、谒烟霞石”，遍搜蜀中所有，终因劳顿至极而驻足于曲州公署。数月后解馆下泾南，“蕉窗无事，思有以醒天下人之耳目，悦天下人之性情，非积善感应之事不可，非词俗语俚之笔尤不可。故将生平所见所闻，撰述成书，颜其名曰《白鱼亭》。计八卷共六十回，如是而已”(《白鱼亭》序)。黄瀚虽认为自己属于“弃士”之流，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并未忘记一个儒士所肩负的教化责任，不敢丝毫懈怠。黄瀚认为，要用亲身经历、俚俗之笔撰写小说，以积善感应之事，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来警劝世人，陶冶、怡悦世人性情，以求有补于世道人心。但同时，黄瀚对《白鱼亭》一书的作用，评价并不高。因为，“若夫表扬世道，维持人心，自有六经之大文章在”(《白鱼亭》序)；而“天道福善祸淫”，又为人所共识，凭此“雕虫小技”，确实难说是惊人之举。黄瀚对此颇感惆怅，著书传世，也难以给他以些许慰藉，反而使怨愤之情再次涌上心头：“设使子臣弟友而得其一焉，亦不能穷愁著书以贻身后。非幸也，空言无补于世何益”，“然而已及此矣，夫复何言”(《白鱼亭》序)。“穷愁著书”、“空言无补于世”勾勒出黄瀚凄凉的处境、压抑的心境和失望、颓废的情绪。在这种境况下，作者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心灰意冷，只有缄默无言。
黄瀚读书而未能仕宦，传世之作目前仅见通俗小说《白鱼亭》八卷六十回，余者否然。黄瀚一生抑郁不得志，平凡无名。清《金溪县志》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一字未载可作为佐证。因此，只能通过分析他的作品来进一步探究他的思想。
黄瀚在《白鱼亭》第一回开宗明义指出：“话说君明臣良、国恩家庆，然后功名富贵、才子佳人生于其间。而究其所由，并非偶然，必从祖宗父母积德积善、无数的因果中得来”，“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故余于闲居无事时，将眼前积善之家撰成野史一书；一则以醒醒众人之耳目，二则以劝劝世人之好善。虽俚语俗言，大有关于名教；非如那些淫词小说虚张其事，引坏人心。事虽属假，而其中之大略，不无真实事迹”。由此可见，《白鱼亭》是一部劝人行善的书。
黄瀚在此书中，塑造了一批善人的形象，上至皇帝、各级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奴仆婢女。其中，作者着力刻划的是易自修夫妇的形象。
易自修读书而未中举，只是因祖上积德才得以作官。易自修任知府期间，清正爱民，以致升官也因百姓苦留而不能赴任。易自修回乡后，修建府第园林，易府的“吉园”成为易自修夫妇行善的乐园。海外子虚国难民流落到中国，易自修及其舅父、姨爹均捐款赈济。当皇帝给三位善者封官时，易自修又把荣誉让给管家，使管家担任七品县令之职。易自修虽回乡休养，但他念念不忘效忠皇帝。他在“吉园”中修建招贤馆，为国家储备人才。众贤士慕其善名而来，一时间，英才云集。易夫人则既与丈夫的四个妾亲密无间，但又能保持正妻的尊严。她令众婢女读书作诗，将她们视为亲生骨肉，然而终究是主仆之份，不容混淆，故虽亲如一家，但不失主母的威严与矜持。在易夫人的教导下，婢女们知书懂礼，恪守闺训。秘月、菱花等婢女居然在易夫人主持的考评众贤士的考场上，向应试的才子提问发难；她们的才学也受到才子们的赞许。易自修夫妇效忠皇帝、礼遇贤士、爱护下人，可谓积善之家，因此，他们都修得了善果。易夫人病危之际，令婢女们自选一名贤士为夫。菱花、湘鳞同时爱上一位贤士而不相互争风吃醋，反而决定同嫁一人。易夫人见状欣喜万分，乐极而亡。易夫人一生行善，见“善行”而终，可谓善有善报。易自修把众贤士推荐给皇帝，又让才子佳人成婚。如此积德行善，终于使神明下界，令玉鱼投胎，使易自修晚年得子，且其子十六岁即中状元，再振家声。
因为黄瀚鄙视“淫词小说”，此书严格地讲只是一部用俚语俗言写成的“善书”。《白鱼亭》文笔粗浅，情节单调乏味，在艺术上十分平庸。书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十分苍白，易自修夫妇只是“善”的标本，他们的性格非常单一：只想行善，只做善事。在他们的言行中，体现着作者关于“善”的理解，而不存在人物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易自修夫妇周围的各种人物也都生性善良，书中几乎没有不善之人。作者用“善”的观念创造了一个世外桃园，构建了一个正人君子的“理想国”。作者反复强调：易自修祖上积德而自身富贵，他自身行善则晚年得子、香火有继；众才子们祖上有德而受到易自修的礼遇、荐举，得以娶妻作官；众婢女们祖上积善而遇到易自修夫妇这样的积善之家，才能读书、作诗、择夫，终于夫荣妻贵。这一切，均是神明在嘉奖行善者。
黄瀚对自己构建的“善”的“理想国”心驰神往，遂跻身其中、粉墨登场。黄翰在书中扮演了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易自修招集的四十二位贤士中，虞舜臣与黄小溪才学最高。易夫人常主持对众贤士的考评，贤士们虽均“学富五车”，但都承认易夫人才学更高一筹。只有黄小溪才华横溢，对易夫人的提问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反向易夫人发问，令易夫人及众才女赞叹不已。此后，黄小溪作诗、题匾、作对联，常常技压群芳，至少与虞舜臣平分秋色。黄小溪如此高才，令菱花、湘鳞两位佳人一见倾心，同嫁黄瀚，这在众才子中绝无仅有。易自修晚年得子，黄小溪应邀为其子命名，这又是少有的殊荣。后黄瀚在文光殿接受皇帝面试，授瀚翰林院著作郎之职。他又与虞舜臣共同教导易自修之子，使其少年得中状元。最后，黄小溪官至护国佑军掌文院礼部大学士之职，名声显赫。在小说中才子黄瀚形象的身上，使人不难看到作者黄瀚的心灵折光：黄瀚平生坎坷，空余报国之心。他希冀自己能够遇到易自修这样的贤官，慧眼识英才，从而一举跃龙门，官职显赫，济国济民，荫福妻子，以实现平生宿愿。这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仕途艰难的儒士所常有的美妙幻想呢?
作为一部“善书”，作者关于善与恶的观念如何呢?黄瀚在小说开篇曾言：“‘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在小说第十九回，作者又通过两位钦差之口，具体阐述了他的善恶观：
“肯出财为善，不善也是善；肆毁谤阻人为善，不恶也是恶。”
“就是我们做官的人，能代百姓伸冤，除暴安良，也就是积德了。俗语说得好，“有修千善不如除一恶”，此是说做官的人不能行善，也当除恶；能除恶，便是行善。是除恶的，功德比那修善的功德更大些。”
“善恶到头都有报，不求人知，人未必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是拦阻人不可为恶的话，并非阻拦人莫去行善之事。”
宋朝以降，儒、释、道逐渐合流，三者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黄瀚的善恶观念即来源于此。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系统中，儒家的谦和忍让、孝悌慈爱、忠义服从等是核心准则。这种准则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淀为一种既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且深入人心。凡是符合、实行这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言论、行动，就会被社会视为“善”；凡是怀疑、违背、篡改这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言论、行动，则被社会视为“恶”。黄瀚视为“金鉴”的《太上感应篇》中的善恶分野也本此标准：所谓“善”的内容包括“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遏恶”、“扬善”等；所谓“恶”的内容包括“攻讦宗亲”、“扰乱国政”、“杀人取财”、“凌孤逼寡”、“讪谤圣贤，侵凌道德”、“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违逆上命”等，即使是《文昌君阴骘文》也宣扬“忠主”、“孝亲”、“敬兄”、“信友”等“善行”，这些“善”与“恶”的标准均导源于儒家学说。
黄瀚所褒扬的易自修夫妇及小说中的其他善者的行为，无一例外地遵循上述的伦理道德准则来处理他们与国家、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善人们的善行，正体现了黄瀚的道德理想。应该指出，黄瀚认为做官应该为民伸冤、除暴安良，认为除恶就是积德行善，这在贪官污吏横行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实行这种善行的官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苦痛。黄瀚善恶观中的这一点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在小说中，易自修任职期间为官清廉、体恤民众疾苦，他个人得到了良心上的自足；他治下的人民，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休养生息，免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苦。这也是所谓“清官”受到民众广泛爱戴的根本原因。
作者的善恶思想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其深层结构是儒家思想，而外在形式则具有明显的释道特征。作者在小说开篇就将《太上感应篇》视为“金鉴”，把“阴骘”视为人生之要义；同时，又强调“果报不爽”的释家教义。
易自修垂暮之年尚无子嗣，这在盛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伦理观念的社会中，无疑是最大的不幸。作者在书中有意渲染这令世人瞩目的一点，以求最终收到警劝世人的效果。易自修有妻妾五人，却多年不育。为此，易自修辞官返乡，积阴功、做善事，终于感动了神明。先是羽化道人为易自修算命，得知他命中无子，第四妾所怀身孕为一女儿。羽化道人为给积善之家传续后代，便将胎儿换形改貌，准备给易自修一个“庸庸俗俗”的儿子。后羽化道人的好友木觉和尚慕名而来，确信易自修的第四妾乐善好施，便改换俗子，令白玉鱼投胎，并令其五岁读书、十六岁中状元，且以后为官清正，为易家耀祖光宗。这对易自修来说，堪称最高奖赏；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一点也最能打动人心，促使人们去积德行善。这里，羽化道人和木觉和尚联合赐福于易自修，具有一种绝妙的象征意义：惩恶扬善无疑是释道的共同教义，释道两家具有相同的法力。因此，易自修得到的善果，既是《太上感应篇》中“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身”和《阴骘文》的“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思想的有力注脚，也是将民众纳入佛教“因果报应”的心灵怪圈的迷人诱饵。
明代以来，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产生了市民阶层特有的思想意识，而士大夫阶层的异端思想也在向社会主体文化浸润。这使得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导致了明清时期“善书”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行。这些“善书”宣扬惩恶扬善，意在使以传统伦理道德为重要统治手段的专制主义社会制度，得到维护和巩固。明末清初的很多通俗小说也往往以轮回果报、劝善惩恶为创作宗旨，并经常在书中直接摘引《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等“善书”，作为劝善的理论根据(如丁耀亢《续金瓶梅》等)。至黄瀚创作《白鱼亭》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空前的外部危机；国内不断爆发的“白莲教”等各民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的斗争，更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更大的社会风暴(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山雨欲来”的社会氛围，使黄瀚这一失意文人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的处境使他别无选择，只有加入劝善者的行列之中，“穷愁著书”，以寄托拳拳报国之心。
但是，传统伦理道德一味劝诱人们凝视内心、反躬自省，却把人们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紧紧束缚在既定的、为专制主义统治所用的思想准则之中；它压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渴求与冲动，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和生命欲求；它将人们的思想简化、固定在善与恶两极思维模式中，从根本上禁锢、磨灭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思考和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要求。传统伦理道德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成为长期延续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腐朽的专制主义大厦即将倾覆之际，不仅黄瀚以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善恶观，来加强人们的道德自律、从而拯救正在衰亡中的社会制度的企图是一种臆想，就是他所仰视的“六经之大文章”也回天乏力。在专制主义制度中，所谓“清官”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且，“清官”的“惩恶扬善”虽然在一时一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民众的倒悬之苦，但是从本质上讲，“清官”的行为是在为腐败的社会割除毒瘤、消除隐患，使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巩固、加强，最终使民众遭受的苦难更加长久。虚幻的神灵无法拯救现实中遭受苦难煎熬的灵魂，“积德积善”、“果报不爽”不过是庙堂的泥塑对悲惨世界中广大民众的许诺而已。
但这一切，是端坐在“泾南蕉窗”下的黄瀚所难以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