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万春评传

时间:2018-11-14 16:00:01

分类:人物传评

在灿若群星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家中,有一个成名于依草附木、毁誉于“续貂”翻案的颇为复杂的作家,他就是《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

俞万春(1794—849),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黄牛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型的官僚地主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二,故字仲华。他幼年失恃,且多病体弱,由继母钱氏精心照料,抚养长大。他生性聪敏颖悟,又勤奋好学。藏书方卷的良好家庭环境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夜以继日地遨游于书山学海之中。几年之间,就把所有藏书浅涉一过,学有所成。他不仅熟读了许多诗文正史,而且对古今治乱的根本、历代兴亡的缘由,都能穷其究竟。此外,对于那些有关世道人心、风俗教化的稗官野史也十分感兴趣。由于他博闻强志,学问贯通,当时颇有名气,不仅成为浙江的名士,而且卓然为一代硕儒。

俞万春兴趣广泛,读书之余,兼习弓马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且对于历代兵法也有所研究。他文武皆通,胸怀夙志,一心想报效封建王朝,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俞万春二十岁左右时,因父亲到广东做官,而随任游学,侍奉长辈,得以亲眼见到官兵、平定农民起义的情况。那是嘉庆(1796—1820)中叶的事情,广东一带黎民举行起义,俞父奉命前往弹压,官兵还未出发,俞万春踊跃挺身前往。来到珠崖城下,当时天空乌云翻滚,上下一片昏黑,只见成千上万的起义黎民一手拿着枪械,一手拿着火把,蜿蜒行进于山谷之间,汇成火龙万丈。城内外的居民闻风丧胆,哭声不绝。俞父命官兵、百姓把枪炮机械陈设于城墙之上,对准起义军,万炮齐发,雷霆震天,起义军伤亡甚众。他又派单骑深入起义军,抓了二人回来,都是汉人。据说他们方以《水浒》煽动民众起事,正好碰到官府苛逼租税,因而爆发了这场起义。后来,起义领袖受到惩处,起义被平息。

道光初年,俞万春随父亲调任而到了桂阳。当时有土著梁得宽,秘密结会万余人,啸聚桂阳、楚南的百姓,约期起事。后因赦囚罗喜告密,官府得悉内幕情况。在起事之先,俞万春父亲调集官兵会合于鹿鸣关外猿臂寨,从小路截击,俘获首要分子百余人,搜出起义歌词,入会万余人姓名、籍贯簿册等物,尽加焚烧。梁得宽大声疾呼,曰:“狱上,必尽发乃止”,立时毙命于杖下。准备的器械被毁坏,秘密据点被捣毁,骨干力量遭到杀害,这场未遂的起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俞万春目睹了几支起义军被先后歼灭粉碎的全过程,思想上对农民起义产生了仇恨、憎恶。这不仅由于他从小接受的是封建正统的教育,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而且他还把父亲看成是一个为民作主的“清官”。这样,他对“煽动农民起事”的《水浒》产生了偏见,也逐渐萌发了为《水浒》续书、翻案的念头。

道光十二年(1832),楚地发生了赵金龙领导的农民起义。因俞父在这一带颇有政声,深得民心,朝廷派其前往平定。跃跃欲试的俞万春亲自横戈跃马,驰骋战场,大显身手,很快就消灭了起义军,凯旋而归。事后论功行赏,他得到了小功名。

不久,俞万春回到原籍浙江,开始著书立说。因他擅长黄术,也在杭州一带行医。在治病之余,常以酒一壶、铁笛一支,分系于牛角,骑牛遨游于西湖之上,因而自称为“黄牛道人”。此时,他在玉屏山下结庐隐居,不以功名荣利为念,显得风流潇洒,淡泊宁静。

道光壬寅年(1842),英军入侵,俞万春曾向军门献计策,详细陈述了攻战守卫的器械,因此而得到抚军刘玉坡的赏识。但他此时已心灰意懒,对于世人轩冕,视之犹如粪土,仍潜心著述和医道。晚年,他的尘念更为淡薄,皈依释道,静修净业。道光己酉年(1849)元旦日,他自知大限已到,诵金刚经一百遍,无疾而终。

据俞龙光《〈荡寇志〉按语》云:《荡寇志》“感兆于嘉庆之丙寅,草创于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未遑修饰而殁。”(1)感兆之说,实为无稽,本于俞万春的《〈荡冠志〉缘起》。曰:“仲华十有三龄,居京师之东长安街,梦一女郎,仙姿绝代,戎装,乘赤骝,揽辔谓仲华日:‘余雷霆上将陈丽卿也,助国家殄灭妖氛,化身凡三十六矣,子当为余作传’。”(2)而俞万春弟俞灥《〈荡寇志〉续序》则说:“兄之自序,盖从先志焉。兄生于都中,幼时多疾,有女冠陈丽卿者愈之,故云。”两说相互抵牾,俞万春以梦兆假托,隐去续书动机,自不言而喻。他续书始于道光六年(1826)。一天晚上,俞万春和他弟弟俞灥夜间静坐,三更以后,只见满天星斗尽坠向西北角,一会儿,一颗大星又冉冉升起,许多星星尾随围绕。俞万春说道:“太白侵斗,乱将作矣。”第二天,他把这些告诉了父亲,他父亲命他续书,于是,他开始撰写《荡寇志》。其后,经过二十余个寒暑,他三易其稿,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才告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润色,就死了。俞万春的朋友范金门、邵循伯曾为《荡寇志》评点,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其子俞龙光加以修饰校订,历时三月。至咸丰二年(1852),才由作者友人徐佩珂于南京梓行问世。

俞万春身后颇为凄凉,儿子俞龙光以经学名重于浙江,曾得到罗萝村先生的赏识。但在《荡寇志》刊布后不久亦去世,仅留俞万春遗孀一人,靠售书为生。后来年久日深,刻板渐渐漶灭,又请徐佩珂补刻。不久,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江浙,俞氏遗孀亦死于战乱。俞万春一脉于是绝迹而荡然无存。

俞万春一生著述甚富。计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症》、《净上事相》,均属稿而未镌。卷帙繁重者,只有《荡寇志》,得以传世。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是《水浒传》的翻案之作。林昌彝《海天琴思录》称:“考施耐庵作《水浒传》,描写宋江奸恶,口忠义而心盗贼,故世日为奸淫邪盗之书。罗贯中撰《水浒后传》,竟谓宋江是真忠义。智又出耐庵下矣。山阴俞仲华万春,号忽来道人,为邑诸生,著《荡寇志》,力驳罗贯中,书名《结水浒》。从七十一回起,之一百四十回止。又楔子一回,大旨谓宋江并无受招抚平方腊事,只有为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贯中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这就直接道出了俞万春撰写《荡寇志》的动机。

俞万春生活的年代,恰当清朝国力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封建经济处于繁荣状态。清代初年少数民族统治者策动的叛乱和封建上层集团争权夺利的频繁斗争已经先后平息,少数民族的起义、劳动人民的反抗也相继被镇压。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更加奢侈糜烂。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日益加重,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民陷于饥饿、贫穷和死亡绝境,从而不得不走上反抗之路。因而,俞万春生活的时代,实际上是“海内升平日久,人心思乱,患气方深”(3)的时代。这时,人民起义的浪潮方兴未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影响较大的有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起义、苗族起义、瑶族起义和维吾尔族起义等等,而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怀胎十月,分娩在即。在这样的形势下,统治阶级捉襟见肘,疲于应付,忧虑日深。鉴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很多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于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部“杜邪说于既作,挽狂澜于已倒”(4)的《荡寇志》就应运而生了。

俞万春认为《水浒传》“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又有感于其“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5),因而提出,《水浒传》的结局乖违正史,宋江受招安,讨方腊纯属子虚乌有,而被张叔夜擒拿止法的传说较为可信。据此,他惨淡经营,呕心沥血,耗费二十多年时间,撰写了《荡寇志》七十回,描写了宋江等一百零八将尽遭屠戮,梁山泊农民起义惨遭失败的下场,意在消除《水浒传》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影响,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

如果说《水浒传》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较为客观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军产生、发展、壮大以及归于失败的全过程,那么《荡寇志》则是站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目的地对农民起义作了歪曲的描写,因而违背了现实主义。

撰写续集后传,本出于喜欢依草附木的心理,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理想和目的。俞万春不仅有丰厚的文学修养,而且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实践经验,对官兵与起义军双方的情况有较为深刻的了解。于是他经过长期的酝酿,通过续《水浒传》来“提明真事,破他伪言”(6),使天下后世之人,明辨“盗贼”与忠义之别。他处心积虑,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水浒传》,从七十一回着笔,首先抓住梁山起义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卢俊义作为描写对象,显得别具手眼。接着,小说以陈希真、云天彪、张叔夜等地主武装和官兵队伍逐步吞并梁山根据地、消灭起义军为线索,描写双方交兵、你死我活的斗争经过,突出表现了陈希真、云天彪、祝永清等人的真忠真义,反衬出宋江等人的假忠假义、大奸大恶。“但明国纪写天庥”(7)以此来劝善惩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8)小说形象地告诉人们:农民起义是天下不太平的根源,只有消弭了农民起义,天下才能归于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作者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竭力把宋江等农民起义领袖写成口里忠义、心里强盗的“假忠假义”者,他把梁山起义军的所作所为概括为“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捕”,“攻城陷邑”,(9)歪曲了宋江起义的性质。开卷第一回,忠义堂失火之后,宋江不问青红皂白,处死了三十二名守卫士卒,显得那么冷酷无情,毫无山寨兄弟的感情。小说还写到宋江等人打劫安乐村、召村和正一村。起义军所到之处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一百〇四回写宋江带兵攻打召村,他大怒道:“我把你这村庄洗荡干净,方泄吾恨!”完全成了嗜杀成性的魔鬼。特别是从李逵的两句口头禅:“杀人快活”、“照顾照顾我的斧头”看来,他似乎成了以杀人为乐的恶棍。不仅如此,作者把故意地疯狂屠杀,作为梁山英雄自上而下的一致行动,呼延灼洗劫嘉祥就是典型。作者在这一回写道:“梁山兵马每破了城池,常洗劫百姓。”更有甚者,小说还写到宋江与奸臣蔡京、童贯相勾结。作品多次写到“百姓的议论”,在小说的结尾还特意安排了“几个明白事体的”人说道:“宋江是个大奸大诈的人,外面做出忠义相貌,心内却是十分险恶。只须看他东抢西掳,杀人不转眼,岂不是个极凶极恶的强盗。”这样,梁山泊农民起义所奉行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劫富济贫”的政治目标已不复存在,宋江完全成了与人民为敌的“强盗”、“草寇”,当年的江湖义气也荡然无存,最后死于贾(假)忠、贾(假)义之手。作者主观上想翻案,客观上却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前后矛盾,严重脱节。畸形、扭曲的人物形象成为《荡寇志》的致命弱点。《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贯“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仗义疏财”、“排难解纷”。因为他具有“养济万人的度量,扫除四海的心机”,所以黎民百姓无不称他为“忠义宋公明”、“及时雨宋公明”、“呼保义宋江”。他所坚持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原则,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义”。而在《荡寇志》中宋江成了虚伪、毒辣的“野心家”。他时而设立以人质抵押的“押头”制度和入伙者必先交纳其仇人首级的“投名状”制度,变为刚愎自用、暴而无信的“独夫”;时而以亲疏尊卑来对待部属,用小恩小惠去笼络军心,而当结义兄弟濒临绝境时又每每见死不救;要出钱赎回被俘的兄弟,而百般吝,但风闻他们的死讯,却又捶胸顿足、晕倒绝食,表现为尔虞我诈、诡谲奸险的“阴谋家”。在梁山泊全军覆没的前夜,宋江撇下众人,独自潜逃,不啻是委琐庸俗的小人。这样的领袖必然导致起义的失败,自不待言,但这严重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艺术上是不可取的。其他如李逵在《水浒传》中只是因粗鲁而偶然失手杀人,而《荡寇志》中他却以屠杀生灵为乐事,不杀人就难过。前后虽只隔一步之遥,却失去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作者“惨淡经营”的结果,违反了艺术规律,损害了人物形象。

作者为了消除《水浒传》的影响,煞费心机,运用了“以毒攻毒”的手法,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摹仿《水浒传》,这是《荡寇志》的一大特色。为了反衬宋江的假忠假义,作者精心刻画了一个真忠真义,大智大勇的陈希真。此人与其女陈丽卿受到高衙内欺侮凌辱,设计严惩高衙内,避祸远走,到猿臂寨落草,又赘祝永清为婿,夺青云山、新柳城,进而报国兴师,征讨宋江。这里,作者有意把陈希真与宋江形成鲜明对照,意在否定“官逼民反”的道理。而强调“官逼”未必“民反”,“民反”并非“官逼”。陈希真父女同样受到“官逼”,却只愿寄身绿林,不肯落草为寇;仍然心存魏阙,不反朝廷。作者旨在说明,真正的良民,尽管受到“官逼”,亦不会造反,从而把宋江农民起义军和“强盗”联系起来。陈希真笃信道教,绝意功名,不屑与权奸高俅为伍,在锄奸避祸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表现得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胆识过人,后来得到朝廷恩典,封官晋爵,又能激流勇退,皈依道家,飘然成仙。在陈希真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他是被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把他作为《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宋江的对立面,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其他人物用了逐一挂钩的办法进行配置。梁山有智多星吴用,俞万春就设计了女诸葛刘慧娘;梁山公孙胜善呼风唤雨、装神弄鬼,而陈希真更胜一筹;云天彪仿关胜,康捷似戴宗,女将敌女将,水军对水军,不一而足。此外,作者还让与梁山有仇隙的人物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祝永清是祝家庄祝朝奉的兄弟;盖天锡是河北沧州盖太守的儿子,又是李逵所杀的盖衙内的哥哥,栾廷玉是祝家庄的教师,还请来了他的弟弟栾廷芳;史文恭在曾头市死于梁山义军之手,却后继有人,弟弟史谷恭呼之即来。还有过去征讨梁山失利的闻大刀闻达、李天王李成都再度出场;甚至开始恶了高太尉、夜走延安府的王进,久违以后又粉墨登场,征讨梁山起义军。这些大都属于向起义军反攻倒算的复仇人物,其疯狂性和残酷性可想而知。此外,《水浒传》中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荡寇志》就出现了十八位散仙、三十六员雷部神将,且都有排座次的描写。亦步亦趋,未必高明,杜撰斧凿之痕甚为明显,反而降低了艺术性。

在情节安排上,俞万春也仿效《水浒传》,着力描写了一些类似《水浒传》情节的故事。企图超过原书,吸引观众。《水浒传》中有“林冲雪夜上梁山”,《荡寇志》中就计设了“陈希真夜投风云庄”,二者同样是被高俅父子逼迫所至。《水浒传》中有“武松打虎”,《荡寇志》写“唐猛捉豹”,以示压倒武松,这从后来两人相遇的对话可以看出。唐猛说:“你莫慌,我姓唐,豹子乃是虎中王。你打老虎我捉豹,算来还是我逞强”,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还有,前有“三打祝家庄”,后有“三打兖州城”;前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后有“庞致果独捉猪婆龙”。甚至于《水浒传》中有“王婆贪贿说风情”,《荡寇志》也来一回“莺歌巷孙婆诱奸”。作者意在与《水浒传》比美,单就这些情节故事的技巧来说,比之《水浒传》,确实各有千秋。以至有人认为“《荡寇志》警绝处几欲驾耐庵而上之”(10)。但如果细细推究,就不难发现,《水浒传》中的情节都是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是成功的;而《荡寇志》中相对应的故事则大多游离于全局之外,也无助于表现人物形象。例如,“王婆贪贿说风情”虽是“风情”笔墨,但这却是武大郎被害死的直接原因,由此导致武松杀嫂,杀死西门庆,被判刑充军,途中遭到暗算,结果血溅鸳鸯楼,走上反抗道路,这就形成了他勇于反抗的英雄性格。显然,“王婆说风情”是武松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莺歌巷孙婆诱奸”却与整个故事没有多大关系,用了将近两回的篇幅来叙写,仅仅是因为风流子弟戴春是后来曾上梁山的戴全的弟弟。这两回在小说里不起任何作用,成为多余的风情故事,显得很不和谐,无疑是小说的败笔。与《水浒传》中的有关情节相比,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其它如庞致果捉猪婆龙,写得相当生动。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儿,能赤手捉住猪婆龙,其力气不亚于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而且庞毅后来成为云天彪的部下。但这个形象在小说中却只给人一个“力大无穷”的印象,并无其他作用。其艺术效果与所花的笔墨不成正比,自然不能与“倒拔垂杨柳”同日而语。这种企图抵消《水浒传》影响而采用的机械模仿手法,给小说带来了致命伤。这是俞万春所始料不及的。

《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农民起义,也象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一样,在其发难阶段,不免要借助于封建迷信作为组织队伍、号召人民的辅助手段。俞万春似乎棋高一着,在《荡寇志》中做了不少类似文章。一方面,他煞有介事地构思了曹州麟山教主纯粹地利用迷信手段发动叛乱的全过程,借以嘲讽农民起义军的愚昧无知。同时,他又费尽心机,揭开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秘密”,目的在于告诉读者,这不过是宋江为了制服卢俊义,争夺第一把交椅而设下的骗局。另一方面,他又在《荡寇志》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皇天保佑”、“天道好还”的观点,宣扬当世有三十六个“天罡”作乱,上天就派三十六员雷部神将下凡镇压。于是,他制造了“真灵嘱咐”的鬼话,自称续书是受命于天的神圣事业。这样,小说中就充斥着一种超现实的神秘力量,主宰着战争的胜负、人物的命运。陈希真的“九阳神钟”,成为克敌制胜的主要武器。他们在青云山与梁山对垒时,陈希真在无险可凭的张家道口搭起一座高台,上挂五千四百斤的九阳神钟。“那口钟上的符篆宝篆都包藏先天纯阳元气,善能收摄有情的精神。一声撞动,方圆九里之内,但是飞走活物,都如醉如痴,动弹不得。”(11)后来梁山军马攻打猿臂寨时,八位头领被神钟捉住,惨遭失败,正是这九阳神钟的威力。

小说中还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位“超人”刘慧娘形象。陈希真说她“天生一副慧眼,能黑夜辨锱铢;白日登山,二三百里内的人物都能辨识。”刘慧娘由于先知先觉,她指挥任何战争总能化险为夷,克敌制胜,其所作所为缺少现实生活的依据,依靠的不是智慧而是道术,显得难以令人置信,这就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作者一心要把梁山英雄斩尽杀绝,苦思冥想编造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有意无意地坠入了“天命论”的泥坑。汶河渡战役,斗兵斗法,陈希真破了公孙胜,作者忍不住跳出来说:“看官,那丁甲、三大将,并非邪术小法,公孙胜又非等闲之辈,如何还斗不过希真?只因希真是奉天讨逆,堂皇正大,公孙胜乃是盗贼一边人,那些神将如何肯替他效力,抗违天朝!当时虽迫于符檄,不能不到,却只是不敢过来。”显然,谁胜谁负,完全是作者支配的结果。花荣之死,也是如此。花荣是梁山英雄中的“神箭”,这是人所共知的。而陈丽卿的射箭并不出众,作者精心设计了几个精彩场面,却让陈丽卿一箭射死花荣。作品为了弥补漏洞,故意让陈丽卿在庆功酒席上说:“今日之事,只好算个侥幸,其实那花荣端的好箭,当今之世,只怕再要第二个花荣断没有了。想今番也是他命该绝,不然,这箭有何难避!”作者本想消除读者的疑虑,却一语道破了天机,完全是“天命论”在作怪。此外,作者还赋予陈丽卿空手入白刃的法术,“那怕刀枪剑戟麻林一般,空手钻进去,不但无伤损,还好夺他家伙使用。”空手入白刃对于血肉之躯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是“魔术”或“幻想”,这种超现实的描写,增加了作品的虚妄离奇色彩,削弱了艺术性。

《荡寇志》作为一部较有影响的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不少成功之处。小说结构严谨,布局周密,线索清楚,呼应得法。涉及到的人物有数百名之多,对于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行止,上承《水浒传》,个个都写到;对于他们的结局,人人有着落,事事有交代,一丝不漏,无懈可击。作品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斗空隙,又穿插了一些轻松有趣的描写,如笋冠道人戏宋江、高平山叔夜访贤、祝永清闲游承恩岭、孔厚议取长生药等,这样张驰交错,情趣盎然,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同时,有力地烘托了主线,丰富了人物性格。

小说的主导思想是写宋江农民起义节节败退、直至毁灭,是反现实主义的。但在某些局部描写上却又能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生活的底蕴。例如小说写高俅父子的贪脏枉法,鱼肉百姓;蔡京、童贯的欺君罔上、卖国求荣等等。特别是陈希真、陈丽卿父女遭高俅父子凌辱、欺侮,逼得无路可走,而奋起痛打高衙内、逃离京城的描写,非常精彩,生动地表现了陈氏父女的反抗精神、英雄气概、大智大勇,成为小说中的传神之笔。

《荡寇志》写战争很有特色。由于作者知识广博、多才多艺,了解一些古代科技知识,在广东又耳闻目睹过西方的工艺成果,而且多次目睹、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对交战双方的情况比较熟悉,又身经百战,对行军用兵之道,颇多了解,所以战争场面描写生动具体。大小数十次战争,写法互不雷同。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较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的情节。作者胸有成竹,写得一丝不乱。精彩动人之处,超过《水浒传》,使作品别开生面、读者耳目一新。作者擅黄术、懂医道,诊病治疗,能对症下药。他对《春秋》、道教有一定的造诣,故能发于章句,有所阐述。

作者的艺术嗅觉比较敏锐,他生活的晚年,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因而小说中出现了西洋欧罗巴国的白瓦尔罕等形象,这是满清王朝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农民起义的现实生活的反映。

《荡寇志》“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12)鲁迅的论述不仅指出了《荡寇志》模拟《水浒传》进行创作的特色,而且点明了该小说具有创新之处。确实,《荡寇志》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是相当成功的。陈丽卿、陈希真、云天彪、祝永清、刘慧娘等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尤以陈丽卿的形象最为突出。她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女性,而是一个美貌聪慧、武艺超群而文化教养较差的武女。一次,她与未婚夫祝永清醉酒之后,问她的侍女:“你们看,我的本领比祝郎何如?”一个女兵插嘴道,“姑娘强多哩,祝将军与姑娘真是才郎配佳人,天下没有!”丽卿道:“放你的屁!我是家人,他是野人不成?豺狼,还有虎豹哩!”她居然把“佳人”当成“家人”,“才郎”误为“豺狼”,表现出一个文墨不通、豪爽放肆的武女形象。后来,她正要上马,众人道:“主帅来也。”“丽卿忙把枪丢与一女兵,那女兵不曾防备得,吃碰了一交,连忙爬起,额角上打起了老大一个疙疸,丽卿呵呵大笑,骂道,‘无用丫头,怎去上阵!’”这里又表现了她的任性、娇纵、嬉戏的性格。这些性格侧面平时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还有所收敛;酒醉之后,就忘乎所以,充分表现出来了。这样就丰富了人物性格。当然,小说中刻画较好的人物为数不多。多数人物只有共性而缺少个性。还有些来去匆匆的过客,则难以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印象。较之《水浒传》中几十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荡寇志》的语言十分圆熟精当,描写战争干净利索,没有古代小说中描写战争的套语。人物语言也基本能切合人物身分。陈希真与云天彪、陈丽卿与刘慧娘、云龙与祝永清等,个性不同,语言也迥异。其它叙述语言简练流畅,引用了大量的民间口语、谚语和歇后语,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之,《荡寇志》确是一部颇为难得的反面教材。内容上反对农民起义,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国纪”,多有值得批判之处;艺术上虽不及《水浒传》,但也有不少艺术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对待这部小说,全盘肯定固然不对,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化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荡寇志》小说的复杂性,决定了俞万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平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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