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声评传
时间：2018-12-04 03:10:01
分类：人物传评
上世纪末，当云间花也伶侬韩邦庆创作他那部以上海妓院为主要题材的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时，有个作家也在创作一部同样以上海花界为主要题材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这个作家就是韩邦庆的朋友、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气的人物孙玉声。
孙玉声名家振，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主人、警梦痴仙、江南烟雨客、玉玲珑馆主等，上海人。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2月1日)，卒于民国二十八年农历正月十八日(1939年3月8日)。有关他的生平的资料，今所能见者甚少，因而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辛亥革命以前，孙玉声家既丰有，身又处十里洋场，染有洋场才子的习气。年轻时流连赌场、戏院，特别是沉缅花丛，“猎艳寻芳，大有‘杜牧扬州’之慨，当筵买笑，挥霍甚豪。故曲院名花，无不欢迎恐后”(《谭瀛室随笔》)，三十六岁时还娶了一名妓女为妾。由于长时挥霍，耗资甚多，加上赌场上常受翻戏局骗的当，家道也就日渐衰落。
然而，辛亥革命以前的孙玉声，又并非只知道猎艳寻芳、玩赌嗜戏之辈。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曾想走科举道路，并确实曾经在1891年秋天应试赴京；他与韩邦庆相识，即在此时。科举道路既不通，他就走上了从事报刊工作的道路，从1893年开始，先入《新闻报》充任主笔，后入《申报》和《舆论时事报》参与编辑，前后达十九年；在此期间，还分别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二十七年(1901年)创办《采风报》和《笑林报》，又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小说。
可见，辛亥革命以前的孙玉声，既有生活作风上极不检点的一面，又有事业上很想有所作为的一面。特别是历时略久，对花丛、赌场中刁鸨恶娼、翻戏恶少的种种伎俩了然于胸之后，更产生了揭发黑幕、警醒痴迷的念头，在文学创作上用力就更勤了。
自然，由于《新闻报》和《申报》均系外商所办，《舆论时事报》又有明显的保皇和立宪倾向，孙玉声也就难免会落有买办知识分子或保皇、立宪之嫌。然而，实际上，很难说他是个买办知识分子或保皇、立宪党人，至少很难说他是个纯粹的买办知识分子或保皇、立宪党人。总观他辛亥革命以前的行为举止，可以看到他既有对清朝腐朽统治不满的一面，又有对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愤懑的一面。他创办《采风报》，与吴趼人同主笔政，其办报目的在于“风世”，其所刊文字，有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有对清朝政府的调侃。特别是戊戌政变之后，该报曾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为题，征求答案，当时应征者不少，其答案滑稽突梯，对清朝政府讽刺得令人喷饭。他创刊《笑林报》，主旨与《采风报》相类，而内容更增加了鼓励人民爱国、对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忍让屈辱表示愤慨的色采。其所刊《睡狮传》、《爱国篇》、《哀中原赋》、《论官场为君民之障碍》、《嘲中立国》等，都是如此。(1)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申报馆发行了一部反映旅美华工备受禁虐的苦难生活的小说《苦社会》，他为之写了叙文：
小说之作，不难于详叙事实，难于感发人心；不难于感发人心，难于使感发之人读其书不啻身历其境，亲见夫抑郁不平之事、流离无告之人，而为之掩卷长思、废书浩叹者也。是则此《苦社会》一书，可以传矣!夫是书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故书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良以稍有血气，皆爱同胞。今同胞为贫所累，谋食重洋，即使宾至如归，已有家室仳离之慨，况复惨苦万状，禁虐百端，思归则游子无从，欲留则楚囚饮泣!此中进退维谷，在作者当有无量难言之隐，始能笔之于书，以为后来华工告，而更为欲来之华工警，是诚人人不忍卒读之书，而又人人不可不读之书也!书既成，航海递华。痛其含毫邈然时不知挥尽几升血泪也，因为著书者叙其大旨如此。光绪乙巳年七月漱石生叙。
这里既充满了对受虐华工的同情，又表达了对帝国主义者的愤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和后来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李平书等一起，筹组了一个体育团体——商余学会。这个商余学会后来和另外几个体育团体一起，合组为有名的商团公会，“名曰商团，实兼工商世界，团员都五千以上，咸为英俊青年，厥志纯洁，无问寒暑，依时勤练。盖鉴于国步维艰，不甘优游泄泴，且料革命必有日实现，而愿于此稍尽国民之天职焉”(《上海商团与上海光复》)。后来，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中，陈英士率众攻打制造局，商团公会成员起了骨干作用，立下了很大的功勋。从这一切看来，孙玉声应当说是一名思想较为开明、具有一定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
在文学领域中，辛亥革命以前的孙玉声，除了创办文艺小报《采风报》和《笑林报》外，主要是从事小说创作。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有随《笑林报》单页附送读者的武侠小说《仙侠五花剑》和社会小说《优孟衣冠》、清宣统元年(1909年)《图画旬报》未完本社会小说《一粒珠》，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在晚清小说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
《海上繁华梦》原题《绣像海上繁华梦新书》，作者署“古沪警梦痴仙戏墨”，共一百回，分为初、二、后三集。原随《采风报》、《笑林报》单页排印，附送读者。后有单行本，首有海上警梦痴仙漱石氏自序、古皖拜颠生序，还有情天觉梦人、曾经沧海客、歙县周忠鋆病鸳、古滃狎鸥子等题词。初、二两集各三十回，有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九月上海笑林报馆再版校刊本、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每集之前均有绣像十余幅；后集四十回，有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仲春上海笑林报馆校刊大开本；完整的一百回全书，则有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上海乐群书局所出百回本。
孙玉声开始创作《海上繁华梦》的时间不详。据孙玉声自己说，1891年秋应试赴京与韩邦庆相识并于场后一起南归途中易各自所作小说书稿互读时，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回目己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他自己的《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退醒庐笔记》)。从这里可知，《海上繁华梦》的开始创作，最迟当在1890年。当时，只准备写初、二两集。此两集何时完稿，亦不详。后来，孙玉声曾说：“《海上繁华梦》先后都一百回，成于光绪戊戌己亥间”(《续海上繁华梦》初集首回)。说一百回全书均成于戊戌己亥间，显然有误。很可能是说初、二两集六十回成于戊戌、己亥间。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则初、二两集当写成于1898年或1899年。后集本未打算写作，但初、二两集“脱稿之后，购者纷至。复印四次，销售一空。文字因缘，作者盖心窃喜之矣。然而海上风光，日新月异，繁华递变，摹写难穷。因有致书痴仙以再作后集为请者，并谓原书结处太骤，若作后集，适足补前书所未尽。痴仙兴之所至，笑则诺之。乃于乙巳岁起，又作后集四十回”(《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三十回后附志《〈海上繁华梦〉后集目录并出书缘起》)。因后集1906年仲春已有上海笑林报馆校刊大开本，可知书稿写成当在1905年末或1906年年初。百回大书之创作，前后历时达十五、六年之久。
用如此之久的时间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就作者来讲，自然并非是“戏墨”，而是有深意的。小说初、二两集从谢幼安感梦，与杜少牧一起至沪游历繁华，写至杜少牧由沉迷欢场而终于醒悟、谢幼安娶善于自持而沦为烟花的沉静善良女子桂天香为妾止；后集从桂天香染疫而逝、谢幼安和杜少牧重新游沪，写至为新结识的新学人士甄敏士游东洋饯行止；其间，插入了众多名妓、名流、狎客、赌棍的欢场行迹及结局的描写。上海这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畸型社会的所谓繁华生活以及其中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是非百出、诈伪丛生的种种龌龊场景，在作者笔下和盘而出。作者视这所谓繁华生活为一梦境；他写这所谓繁华生活是为了“警梦”。作者自序云：
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入梦之地也；长三书寓，么二野鸡，一留人寻梦之乡也。推之拇战欢呼，酒肉狼藉，是为醉梦；一掷百万，囊资立罄，是为豪梦；送客留髭，荡心醉魄，是为绮梦；密语甜言，心心相印，是为呓梦；桃叶迎归，倾家不惜，是为痴梦；杨花轻薄，捉住还飞，是为空梦。况乎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诈伪丛生，则又梦之扰者也；醋海风酸，爱河波苦，则又梦之恨者也；果结杨梅，祸贻妻子，则又梦之毒者也；既甘暴弃，渐入下流，则又梦之险而可畏者也。海上既无一非梦中境，则入是梦境者何一非梦中人!仆自花丛选梦以来，十数年于兹矣，见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岁不知其凡几，未尝不心焉伤之。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而不仅摹写花天酒地、快一时之意、博过眼之欢者欤?
在作品正文中，作者又一再申说其用意之所在，如谓“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入非浅。警梦痴仙生长沪滨，浪游已倦，每一感及，惄然伤之。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是故此书之作，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谓为痴仙之片警世菩心也亦无不可”(《海上繁华梦》初集第一回)，等等。总之，作者是有所为而为之的，即通过摹写花天酒地以求当世阅者的警悟。
《海上繁华梦》也确实是围绕这一创作目的进行艺术构思和文学描绘的。作品给予读者一副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社会生活的艺术画面。在这幅画面上出现的，既有贾逢辰、计万全、刘梦潘、周策六、花小龙之流的恶棍无赖，巫楚云、颜如玉、花艳香、花婿香、阿金、阿珍一类的刁妓恶鸨，他们或者设置陷阱，诱人入彀，诈骗钱财，败人身家，或者依靠色相及其他手段，笼骗狎客、诈取缠金，使之荡尽所有，身败名裂；又有杜少牧、屠少霞、游冶之、郑志和、钱守愚、邓子通、夏尔梅一班老少狎客，他们步入歧途，沉迷欢场，狂嫖乱赌，挥霍无度，一个个搞得财尽行败，难以收拾，有的甚至沉沦不起，命丧欢场；还有谢幼安、平戟三、李子清、凤鸣岐、荣锦衣、熊聘飞这样的高士名流，他们身处十里洋场，却是诗酒自娱，善于自持，不仅不沉迷烟花赌馆，而且还能规劝和拔助失足欢场的浪子，使之孽海回头。这种描写，既给予当世阅者以警惕的对象，又给予当世者以学习的楷模，还给予当世阅者以鉴戒的镜子，因而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世阅者看到，赌场花丛，实为荆棘之地，是千万流连沉缅不得的。
当然，作为一部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海上繁华梦》的思想内容，绝不可能只此一点。实际上，小说的作者还提供了一些别的思想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沦落风尘的妓女的悲惨命运。不错，作品确实着意描写了那些依靠色相和其他手段笼骗狎客、诈取钱财的妓女，给她们以鞭笞。然而，作品并未把所有妓女都视为工于心计、败人身家的女魔。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妓女，有不少都身世辛酸、遭遇悲惨，不能不使人同情。作者所写的花小桃，就是一位留客怀孕后，先遭恶鸨毒打，后被恶鸨逼迫堕胎，再后又被恶鸨逼迫于堕胎未久即留客过夜以致凄惨死亡的风尘女子。作者笔下的桂天香，也是如此。她是以作者从花丛中娶得之妾苏氏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2)她出身于读书行医人家。父母相继而逝后，“流落无依，没奈何才落在烟花队中”，“受尽许多磨折”，即使染病在床，也躲不过应局堂唱。虽然后来出离火坑，过上了良家女子的生活，似乎命运较诸其他一些妓女要好一些；然而，为时未久，即因染时疫而玉殒香消，实际上命运依然是悲惨的。不仅她们，就是那些在作品中受到鞭笞的妓女，其最终结局在作者的笔下一个个又何尝好?她们年长色衰或染上杨梅之后，或者流落异地，穷饿而死；或者沿街乞讨，冷冻以终；或者沦为野鸡住家，在疯癫中了却一生。无论作者主观动机如何，客观实际是，作品给读者描绘了一幅作为整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群的一个部分的风尘女子苦难生活的生动图画，使读者面对这幅图画不能不深思其根源。二、时代社会必然变革的迹象。在初集和二集中，时代社会必然变革的迹象并不明显。到了后集中，情况不同了。以义和团运动以后一、两年间的上海洋场为背景的后集，始写于1905年。这时候，维新改良运动的高潮时期已过，革命派和革命运动正在斗争中发展。作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明、具有一定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者自然总会受到时代潮流的某种冲击，看到时代社会必然变革的某些迹象。小说的后集，就是证明。在该集中，作者特意描写了一个“胸罗经史，学贯东西”(第十回)，“所著新书风行四海，人皆谓其学有本原，非摭拾满纸新名词，其实一无取义者比”(第四十回)的新学人物甄敏士，对之推崇备至。同时，又特意描写孽海回头的杜少牧和郑志和、游冶之追随甄敏士学习新学：杜少牧因见“目今有志之士，喜见新学风行，科举将废，没一个不跃跃欲试，愿习人间有用之学，愿读世间有用之书，上海为人才荟萃之地，最多新学中人”而意欲到沪“访个有本领的拜他为师，研究新学”(第八回)，得到其兄的支持到沪，见到甄敏士后即“惊为当世奇才”，后来“增了许多学问，长了许多识见，俱由敏士处薰育而来”(第十回)；郑志和、游冶之二人则追随甄敏士东渡日本留学习商，郑志和还追随甄敏士游历欧洲三年，后来二人俱有所成。另外，作者还通过李子靖之口说：“即如我们今天几个知己，那一个欢喜守旧，不愿维新?”(第九回)也就是说，谢幼安、平戟三、李子靖、荣锦衣、凤鸣岐、熊聘飞等等社会上的高士名流，也都自己列名于新学队伍的行列中了。总之，在作品中，新学风气既有代表人物，又有追随者，还得到社会上高士名流的拥护。这种描写自然或多或少地展示了时代的潮流，从而也就必然会或大或小地在读者的内心中激起波澜。
不过，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毕竟还是揭露欢场黑幕，警醒痴迷之人；其它思想内容，在小说中并不怎么突出。仅此一点，也就已使作品的社会价值受到限制。问题还不止于此。就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而言，作者只是对上海这十里洋场畸型社会作了比较表面的描写；至于这畸型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和如何出现的等问题，从作品中很难找到答案。就作品的其他思想内容而言，也显然同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作者一方面描写风尘女子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却并不一般地反对烟花之丛的存在。作者所肯定的那些高士名流也常入花丛，以之作为诗酒自误、宴朋酬友之类有闲生活的场所，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二，作品虽然表现了时代社会必然变革的迹象，但却并未表现主要的迹象。作品后集所反映的那个年代已经积极活动、作品后集开始创作的1905年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作品中找不到那怕是一点影子。作品中唯一的一个讲到“平等”、“自由”、“革命”、“流血”等新名词的人物，还被作者写成一个浮燥浅薄、品行恶劣的洋场无赖。作者以推崇的笔触描写新学中人，以新学潮流为时代社会变革的迹象，然而对新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连作者自己恐怕也并未弄清。在他的笔下，新学中人不过是“精通声光化电以及天文、舆地、格致、制造、测算等一切真正新学之人”(后集第八回)。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新学，在作者看来，就不外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学问；所谓新学潮流，在作者看来，自然也就是与社会科学学说无关，更与革命学说无关的了。总之，无论从主要思想内容或其他思想内容看，局限性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就使作品本来已受到限制的社会价值，还要再打几个折扣。
那么，《海上繁华梦》就毫无社会价值可言了么?那也不是。首先，作品毕竟如同作者自己所期望的，有着揭露黑幕、警醒痴迷的作用。其次，作品毕竟描写了作为被侮辱被损害者群之一部分的风尘女子的悲惨命运。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之后以至今天，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三十年代出版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书所收《沪娼研究书目提要》中著录并简要介绍这部小说，并非无因。最后，无论作者对新学潮流的认识如何，作品毕竟以推崇的笔触描写了新学潮流，或多或少地展示出时代社会的必然变革。这在当时无疑是有益于新学潮流的进一步发展的。孙玉声当年虽自称《海上繁华梦》为社会小说，自谓“余作《海上繁华梦》，当时沪地犹无社会小说，我佛山人吴趼人君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尚未成书，南亭亭长李伯元君之《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发刊，描摹官场种种情状，可云妙到毫颠，然以限于官场一隅，不得谓为社会小说”(《退醒庐著书谈》)。可见，他对自己这部小说的社会价值是颇为自诩的。这自然未免过于自信。然而，后来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谓《海上繁华梦》“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料”，对其社会价值一笔抹煞，也是有欠公允的。
除社会价值外，《海上繁华梦》艺术上也有可以注意之处。从为《苦社会》所写叙文看，孙玉声对小说的艺术性是有一定认识的，他特别强调小说要生动感人，使人读之如身历其境，读过能掩卷长思。在《海上繁华梦》的创作中，他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当然，现在看来，《海上繁华梦》总的说艺术成就并不怎么高。然而，平心而论，在晚清时期为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这部小说艺术上又绝非下品。它情节曲折复杂，结构谨严完整，为数众多的人物大都具有个性，语言纯净，风格明快。作者曾说：“我手挥万金，作为这书的代价，和它书截然不同。”(3)即是说，书中所写，均是他耳闻目睹以至亲身经历过的。因此，作品的描写，不仅显得真实生动，而且往往饱和着作者的感情。特别是对桂天香的描写，因其系以作者自己从花丛所娶之妾苏氏为原型而塑造出来，更是如此。所以，即使单从艺术上讲，《海上繁华梦》也是可以一读的。
进入民国以后，孙玉声的主要精力，用之于文艺报刊的创办、文学创作以及其他一些文艺活动：1913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新剧团体启民社，并曾为该社编写过古装剧剧本《桃花扇》；1914年，他创办了文艺刊物《七天》和《繁华杂志》；1921年以后，直到逝世，他还创办或参办过《新世界报》、《大世界报》、《金刚钻报》、《俱乐部》等文艺报刊，并为不少报刊撰写过作品。(4)在这二十七、八年的时间中，我国文学界既经历了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泛滥和衰败。孙玉声与新文学界无甚关系，而与鸳鸯蝴蝶派人士往来颇密，基本上属于民国旧派文学阵营。他同这个阵营中的不少人士一样，有不满现实和反帝爱国的一面。比如，他在1935年2月创办的《俱乐部》，送审稿《王先生的“一·二八”》就是讽刺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未送审而刊出的漫画《树倒猢狲散》和《多头政治》则被国民党当局判为讽刺蒋介石，而刊物也仅出一期即被查禁。然而，全面来看，孙玉声又毕竟远远落在时代后面。因而，虽然仍活跃于文坛，而在文学创作上并无什么影响。他写过不少小说，如清末即已开始撰写而在民国初年方才出版的《续海上繁华梦》一百回，以及1914年发表的《野花船》、1917年发表的《海上十姊妹》、1921年发表的《毒蛇窠》、1925年发表的《机关枪》、1933年发表的《醋鸳鸯》等等，均无什么值得一书的成就。倒是他写往事回忆一类文字，特别是1925出版的《退醒庐笔记》，颇多参考价值。今天，人们关于他这位在文坛上耕耘了数十个春秋的作家，所知者除《海上繁华梦》外，大约也就是这类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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