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评传
时间：2018-11-17 04:30:01
分类：人物传评
吴沃尧，生于同治五年(1866)，卒于宣统二年(1910)，字小允，号趼人，广东南海县佛山人，故别署“我佛山人”。
据《吴荣光自订年谱》载，吴趼人祖先从福建迁入广东，时在南宋，先住在新会县棠美乡，至明崇祯间，才迁入佛山镇，其祖先历任知县等职。至吴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更为显赫，曾为清朝嘉庆四年(1799)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福建、浙江、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其曾祖父有传，见《清史列传》卷三十八)。《广州府志》卷一二九亦有记载云：吴荣光“凡玩好声色，略不关心。”喜爱书法名画“视同性命”，是当时著名收藏家，并著有《吾学录》、《辛丑销夏记》等书。吴荣光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尚忠，曾当过湖北通判，次子名尚志，他就是吴趼人的祖父。
吴尚志，字莘畲，曾任工部员外郎。据《清朝野史大观》李怀霜所写《小说家吴趼人传》云，吴尚志在清同治五年(1866)亡故。正是那一年，吴趼人生于江西分宜县故宅中。
吴趼人父亲吴升福，字允吉，曾任浙江候补巡检，是个小官。聘祖母兄弟的女儿为媳妇，她便是趼人的母亲刘氏，是直棣宣化府怀来县八里村人。
吴趼人有三个叔父，二叔(仲父)炽福，曾任天津巡检，与趼人未见过面；三叔应福，早死；四叔(季父)保福，曾任江苏通判，后来到宜昌做官。父亲是老大，在趼人十七岁时卒于官，家事由四叔料理，四叔乘机向其母子“挟金数千，求得为郡佐”，许久趼人才将债还清。父辈兄弟数人平时并不互相往来。吴趼人曾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107、108回里感叹过骨肉亲情，竟同路人，并有悲伤之情，即影射其父辈之关系。
吴趼人有一个哥哥，可惜在三岁时夭亡，当时趼人刚出生。据说他哥哥很聪明，“年三岁，非唯日可识字十数，且应对进退有如成人，故人多以神童目之。”(1)他还有一个妹妹，他很爱护妹妹，亲为之选夫，并把家中存钱资助她，对她关怀备至。说明他甚重兄妹之情。
吴趼人娶冯氏为妻，比他小五岁，生一子早夭，另有一女，才六岁，便成了失怙之孤儿。
总之，吴趼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与他以后成为小说家是有关系的。
吴趼人出生之年，祖父亡故，父亲携家从江西分宜回到佛山镇定居。由于父亲只是个九品候补巡检，收入很少，生活贫苦，但趼人“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小说家吴趼人传》)《我佛山人笔记》说，光绪四年(1878)，吴趼人十三岁，三月初九，随族老泛舟至花县扫墓，途中遇狂风暴雨，珠江内翻船无数、浮尸塞流，幸好趼人和族老及时避入小港内，得以脱险(2)。又据吴趼人《趼廛随笔》“神签”云：“光绪壬午(1882)八月，得先君(即父亲)书，诏赴宁波省疾，时余年甫十七。”不久，父亲就死于宁波任上，他是长子，上有老母，下有妹妹，生活的重担便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不得已，他在光绪十年(1884)，离开佛山，到上海谋生。
他到上海后，便在江南军械制造局担任抄写工作，收入很少，月薪八金，空时便为报纸写短文，写作之生命开始萌芽。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五岁，以“茧人”笔名投稿。二十六岁，二叔客死于北京，他去北京料理后事，并带二叔遗孤来沪，还去寻找三岁夭亡的哥哥之坟墓，因无所获，写有《哭兄》诗(3)，表现了他孝悌友爱之性格特点。在家中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重兄妹情也说明这种性格特征。
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七岁，有某女士为他题扇，将他的号“茧人”误写为“茧仁”，吴趼人叹日：“僵蚕我矣。”于是他把茧改为趼，但有人不知茧趼同音，又误称他为吴研人或者吴妍人，他感到啼笑皆非，写了一首《正名诗》，其中有“姓字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古端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诗前小序云：“余自二十五岁后，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这表现他性格幽默风趣之一面。辨笔名诗还有这样的诗句“试问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此时他写起《俏皮话》，散见于光绪间之报刊，后来又经他重新修订，连载于《月月小说》，在《俏皮话自序》中，他幽默地说：“余生平喜为诡诙之言。广座间宾客杂沓，余至，必欢迎曰：‘某至矣。’及纵谈，余偶发言，众辄为捧腹。”这也说明他的性格平易近人，随和亲切，幽默诙谐，轻松风趣。
据《我佛山人笔记·趼廛续谈》记载，光绪二十三年，卅二岁的吴趼人，担任了“襄沪报笔政”(主笔)，在紧张写作的磨练中提高了他的写作功力。
光绪二十八年时卅七岁，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吴趼人为此刊物写小说，开始崭露头角，这一年《痛史》在此刊物发表，惜未写完，只写了二十七回但已成体系，故印成单行本。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南宋如何亡于蒙古人之史实，阿英(4)《晚清小说史》云：“在晚清的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无论是内容上抑是技术上，都有很好成就。这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仇史》就是受了它的暗示而作。”(5)此书是他讲史小说最早的一种，书中借文天祥等人之口，抨击了封建王朝卖国罪行，影射的是满清王朝。
光绪二十九(1903)年时卅八岁，创作取得光辉成果的时期终于来到了。在《新小说》上先后刊登了影响广泛的《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能太劳累，第二年就生病，得了虚怯之症，《我佛山人笔记·趼廛随笔》云：“甲辰(1904)，余得虚怯之症，闻声则惊……就诊于陈仲箎，仲箎西医也。投以药，十四日，愈矣。”
这一两年写的《电术奇谈》是写情小说。又名《催眠术》，二十四回，系根据日本人菊池幽芳原著，方庆周译本，再加演述而成，有他的好友“知新室圣人”周桂笙所写的评点。
《九命奇冤》则是一本公案小说，三十六回。在《新小说》发表后，有1907年广智书局单行本，共三册。系根据安和先生所著《梁天来警富新书》四十四回改编成的。因为原本故事演雍正间一大公案，布局严谨而文笔拙劣，故加以改写。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誉此书为“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小说”，并且指出本书前面采取倒叙式艺术手法，是“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吴趼人写《九命奇冤》的目的，是为了表现雍正清明时代最黑暗的事情。借讲历史、说公案为由，抨击当时的贪官污吏。表现了他的反封建之意识。
另外，这一两年发表的讽刺性的笑话小说，也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新笑史》共二十二篇，发表于《新小说》第一卷第八号和第二卷第十一号。《新笑林广记》共二十二篇，发表于《新小说》第一卷第十号，第二卷第五号和第十号。它们像匕首投枪一样，发挥过反帝反封建的作用，是颇有价值的讽刺文学。吴趼人是为“改良社会”而写它们的：“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语小说尚焉。吾国笑话小说，亦颇不鲜；然类皆陈陈相因，无甚新意识、新趣味。……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如何改呢?吴趼人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卖国贼。1894年的中日战争，清军“不战师先溃、仓皇去若飞”，清王朝派张樵野去签卖国和约，吴趼人在《咏张松诗》中，借三国时张松出卖西川，和出卖他原来的主人刘璋之典故，来讽刺张樵野，指陈他卖国。《皮鞭试帖诗》是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有个昏官抱头鼠窜，被洋鬼子捉去用皮鞭抽打，受尽污辱。吴趼人引用来给大家作鉴诫，期望民众振奋起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吴趼人在《梁鼎芬被窘》中，揭发“中俄密约”卖国条约签定后，群众奋起反对侵略，昏官冠坠舆外，狂奔躲避，鄂中传为笑柄。《两丁杜联》讽刺的是上层封建统治者的昏庸与老朽。《牙牌数》揭露了一个昏官候补道，描写他迷信迂腐的臭腐灵魂。《刚毅第二》则揭露贪官对民众的剥削和人民的反抗。可见这两部作品甚有价值。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四十岁，任汉口楚报笔政(主笔)，该报为美国人所办，这年东南各省发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华工禁约”并抵制美货运动，他闻讯亦愤然辞职，回到上海，与华侨同胞共谋抵制之策，参加了这个爱国运动，表现了他的反帝国主义之意识，并为此写了一系列作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四十一岁，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他的《九命奇冤》(14万字)，《恨海》(4万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5册)六十五回(30万字)。另外，世界繁华报馆出版了他的《糊涂世界》。《新小说》、《绣像小说》于这年春夏都停刊了，汪维甫创办了《月月小说》，吴趼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一为《两晋演义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望日发行)。一为《月月小说序》，一为《历史小说总序》。这三篇文章阐明了他自己的小说理论(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月月小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小说的功用除了如梁启超说的“改良群治”，还需要对民众“输入知识”，“补助其记忆力”。这就需要强调趣味性：“深奥难解之文，不如粗浅趣味之易入也。学童听讲，听经书不如听左传之易入也；听左传，又不如听鼓词之易入也，无他，趣味为之也。”又说：“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另外一点，小说还需要强调道德性：“吾人丁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何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他提到《月月小说》选稿标准：“……历史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以入于道德规范之内。即艳情小说一种，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尔。”强调趣味性，是为了提高小说之艺术性，而强调道德性，却是为了使小说具有纯正思想性，达到改良群治之目的。他移值了改良主义之主张。
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他认为正史本身“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使民众难以接近，“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蠹腹；古代精华，视等覆瓿，良可哀也。”他总在考虑一个解决办法，有一天，他“隐几假寐，闻窗外喁喁，窃听之，舆夫二人对谈三国史事也，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日：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盖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所以他主张写演义，历史小说要有“兴味”，即趣味性，他对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云：“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舞台，盖靡不人手一篇者矣。”这就是《三国演义》既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性，所以吴趼人作出结论：“发大誓愿，将编撰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总起来看，他要求历史小说将历史通俗化，并具有趣味性、教育性。在《痛史》、《九命奇冤》中之影射现实，也是它强调历史小说具有教育性之一种。但应有历史真实性。
他在《两晋演义序》中，补充了他对历史小说之如上见解。他反对“动以附会为能，转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他认为东西汉和东西晋之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所以他撰写《两晋演义》时，便“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两晋演义序》在《月月小说》创刊号登出后，正文即开始在该刊连载，这是他历史小说理论实践之产物。写惠帝的昏庸、贾后的淫乱、诸王争斗，均具有通俗、真实、趣味之特点。同时这本历史小说是十分强调教育性的，阿英曾认为《两晋演义》“与晚清的政治社会”，“本不如《痛史》”那样，与之“有更多的契合性”⑤(见《晚清小说史》)。实则正好相反。吴趼人时时在《两晋演义》中拿两晋社会与晚清的政治社会作比较，以增大它的教育性。例如，他在第十九回，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反对自己人“互相残杀”，认为大敌当前，应当一致对外，“同心协力，共御外侮，而徒为此无谓之争，恐非国家之福也”，就是针对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形势说的。再如，第十九回之末，写道：“羊庶人门户残破……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这是针对当时清军借口抓革命党，而屠杀穷苦百姓之罪行的。此段刊载于《月月小说》第七号，恰好在此同期刊出他的《上海游骖录》，正是写借口抓革命党而屠杀穷苦百姓之事的。吴趼人犹恐怕别人不了解他的用心，接着在《两晋演义》第二十回有关章节加了更露骨的眉批：“此时百姓未必能安居乐业。”“从古已如此，无怪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之多也。”“快绝，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其鉴哉。”(6)这难道还不算作者有意与晚清社会“有更多的契合”吗?不独《两晋演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月月小说》发表的历史小说《云南野乘》三回，写云南庄蹻开辟滇池事。因其时正有割弃云南与帝国主义之虑，他写此正为了“古人开辟的艰难，就不容今人割弃的容易。”必是用来附比现实，用来教育人的。
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聘他为总撰述。好友周桂笙被聘为总译述。《剖心记》、《云南野乘》、《发财秘诀》先后发表。这一年他创作了两种戏曲作品，一为《曾芳四传奇》，《月月小说》光绪三十三年刊，写时人曾芳四之事，仪陇山农评点。开场为《蝶恋花》：“道德颓亡人格坠，变相森罗，何处寻真伪?白昼豺狼昏夜魅，思量无计先回避。越是繁华越浊秽，如此江山，只合供吟醉。制芰荷衣纫蕙佩，批风抹目聊相慰。”标目是：“曾芳四陡起奸淫心，剂梁氏诡串阴阳配，邓七妹险遭强暴污，瑞观察科定棍徒罪。”观开场与标目就可知，此戏曲亦充满对当时黑暗现实之谴责。另一为《邬烈士殉路》，《月月小说》光绪三十三年刊，谱写当时邬烈士殉路之实事。《月月小说》同期载有两篇参证材料：一、《浙江三烈士殉路记略》，二、《邬烈士挽联汇录》。此戏主旨是反对满清政府卖国。与天宝宫人的《义侠记》等刊于同册为“说部丛书”。
吴趼人在上海居住期间，见常住上海的广东人缺向心力，于是联络了李怀霜、卢伟昌、郭健霄等人，创立了两广同乡会，又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立了广志两等小学，隶属于两广同乡会，亲自拟定章程，并聘丹徒名人杜纯为教务长。这年，竞立小说社刊行了他的写情小说《新石头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瞎骗奇闻》。次年，宣统元年(1909)群学社出版了他的《上海游骖录》，广智书局出版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册(66回至80回)(7)。
宣统二年(1910)时四十五岁，喘疾日甚。这年《月月小说》继续刊行他的《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群学社出刊了《劫余灰》、《两晋演义》；《舆论时事报》刊行了《情变》；时务馆刊行了《近十年之怪现状》。九月十九日，因喘疾死于上海。据他的好友李怀霜《小说家吴趼人传》载称，他死时衣袋只剩银元两枚。十月，亲朋故旧在广志学堂开追悼会，参加者有数百人之多，周桂笙、任堇作诔文，《天铎报》上刊出李怀霜为他作的传记。吴趼人之早死，与他不爱惜自己身体有关，据易宗夔《新世说》“容止类”云：吴趼人酷爱饮酒，到了“以酒为粮，逾月不一饭”的地步(8)；另外，双眼高度近视、又经常通宵写作至天明，然后早上四处奔走处理事情，缺乏调理，导致了早逝，诚为晚清小说界一大损失与遗憾。
吴趼人是晚清的专业小说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著作甚为丰富，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的著作，是晚清时代一面镜子，反映了清王朝覆灭前的概况。
一、全面表现晚清社会面貌。这可以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这虽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但是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在二十年中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画卷。它以暴露官场黑暗为重点，既写了官场人物，又写了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和三教九流人等，上中下层人物都涉及到了。那些大小官吏，都是贪财无耻之徒，知县作贼、臬台盗银、候补道命妻子为制台“按摩”、苟观察为升官逼寡媳去做上司的姨太太、什么龌龊事都做得出。
它又揭露清王朝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庐山问题交涉上，总理衙门大臣在信中主张：“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就送了它吧!”就这样便把庐山送给了洋人。官吏在对外战争中贪生怕死，中法海战，仅看到海上一缕烟，就下令炸沉自己的船。
小说又着实鞭挞了洋场才子和斗方名士。写一个苏州画家，专门偷别人的诗题画，冒充自己的著作。有些人从来未和别人见过面，在画上偏要题上“同游某处作此”一类字骗人。又写那些买诗刻集子的假名士，规定每首几角，每卷几元，还要写上大名士之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它又揭发了考场里的许多黑幕。还写了胸无点墨的假文人，把李商隐的号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杜牧别号“樊川”送给杜甫，更把杜甫、少陵变为父子两人。在智识阶级的描写上，本书超过了《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
本书还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虚伪的封建道德以及败坏了的风习。九死一生伯父，外表很正经，而实际却欺凌寡娣孤侄，骗走亡弟银钱；莫可基霸占弟媳，又冒充其弟顶替官职。作品表现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崩溃。
书中描写正面人物蔡侣笙、九死一生、吴继之等正直、贤良、有才能，但在当时却无出路，表现了作者改良主义理想的破产。
总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展示了满清黑暗社会之概貌、它联缀众多的短故事，个个故事都贯串了对当时黑暗面的揭露。
二、表现义和团运动之画面。这可以他的《恨海》为代表。《恨海》虽是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但是，它是以义和团的庚子事变作为其背景，虽然重点是写男女之爱，不过却从侧面反映了庚子之乱的面貌。《恨海》故事与义和团庚子事变同时发生，一个广东的京官陈戟临，他的大儿子伯和与邻居张家的女儿棣华定婚，他的小儿子仲蔼，与邻居王家的女儿娟娟定婚，后来义和团之乱起，陈戟临一家被杀，伯和护送张氏母女出京，中途冲散，仲蔼逃难出京。棣华只有独自奉母南下。最后棣华做了尼姑，娟娟成了妓女，莫不令人触目惊心。
吴趼人《新石头记》四十回本，其第二卷也写到义和团事件前后北京之情况。但总的看来，吴趼人是站在暴露义和团杀人放火之立场。
三、表现反华工禁约运动。这可以他的《劫余灰》小说等为代表。中国工人在美国被称“华工”，华工在十九世纪大量移民美国，为美国西部之开发作出过贡献。同治七年(1868)中美续订通商条约时，第五、六条曾规定了优惠条款。第五条云：“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愿常住入籍，或愿随时来往，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第六条云：“中国人至美国，或游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必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游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但至十九世纪末，由于美国经济萧条之影响。美国便对华工定出禁约加以抑制，由抑制又加以禁止雇用，华工遂备受虐待，形同奴隶，特别是那些被美国人口贩子骗到美国西部的华工，更是人不如猪狗。这样在廿世纪初，便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暴发了反华工禁约运动，并要求清政府力争拒绝签订禁约，接着中国国内也响应起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华禁约的爱国运动。这运动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当然失败了，但它在精神上却大长了华工之志气，大灭了美国殖民主义者的威风，从此知道华工后头还有几亿中国民众，休得放肆!吴趼人的小说《劫余灰》便是在这运动中产生的。该小说历数了华工被美国人口贩子骗到美国以后悲惨的遭遇，例如十六回云：
到了一处，把一众人驱赶上岸，到了一处房屋，把我们一个个用麻布袋装起来，便有人来讲价论钱，逐个磅过、又在袋外用脚乱踢一会儿。……这一个园子里，总工五百人做工，每日受他那拳脚交下，鞭挞横施，挨饥受渴的苦，一个月里面，少说点，也是磨折死二三十个人。
这就是美国颁布“华工禁约”以后，华工受到的如巴西奴隶般的待遇。他们被人们称“猪仔”，备受美国黑社会的压榨与污辱。
吴趼人在《月月小说》第十期上发表小说《镜学社鬼哭传》，也是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的。当时在全国反华工禁约运动中，人镜学社社员冯夏威君，恐怕大家不能坚持到底，用自杀的办法，来激励大家坚持下去，轰动一时。但1908年时，美国兵部大臣达孚特自菲律宾来上海，其时正当国内反华工禁约运动高潮，有些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上海绅商，竟无耻地为达孚特开“欢迎会”，激起民愤，故“南海吴趼人挥涕撰”此小说以表抗议。小说描写了开欢迎会当夜的鬼哭神号。
吴趼人在反华工禁约运动中，还曾经给当时运动领袖曾少卿一封信，表明他热心参加之态度：“仆此次辞汉口《楚报》之席以归，亦为实行抵制起见。返沪后，调查各埠之踊跃情形，不胜感佩。……初六日人镜学社茶会，承社中同人不以仆不文，邀仆演说，仆言……吾今中国之抵制美约，亦一无形之战也。”(9)由此信可见他之爱国心。他还写过《卖猪仔》反映华工被骗去美国的情形。这一系列作品均有反帝性质。
四，表现反对汉奸买办卖国贼。这可以他的《发财秘诀》小说为代表。《发财秘诀》(又名《黄奴外史》十回)，原发表于《月月小说》第一卷十一、十二期和第二卷第一期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社印成单行本。阿英《晚清小说史》称之为“当时反买办阶级的一部代表作。”所谓“买办阶级”，俗称“买办”或“康白度”(Compradore)，在晚清，是外国商行之华人经理、是代外国商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之中间阶级。但是，《发财秘诀》所描写的主角，不止是买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汉奸卖国贼——英国特务，故此小说不仅仅是反买办，也是反卖国贼的。此小说大致分为三段，一、描写区丙穷困潦倒。自广州去香港卖“料泡”(即“滴滴冻”)，成为暴发户，开起了杂货店。二、区丙认识了逃犯阿巨，由他介绍当上英国特务，利用买办的身价打入两广衙门内部搜集中国军事情报，帮助英国鬼子，里应外合，在咸丰广州中英之战中，帮助英国侵略军一举攻进广州。三、写区丙建立“汉奸世家”，网罗买办陶庆云、骗卖猪仔的人口贩子花雪畦、生来不愿做中国人的汉奸魏又园，揭露他们的毒辣手段。如此看来，《发财秘诀》是将反帝反买办反卖国贼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其中也涉及到反华工禁约问题，强烈抨击了形形色色的洋奴汉奸和贩卖人口的罪犯。这一系列作品也具有反帝反封建之性质。
五、表现反迷信运动。这可以他的《瞎骗奇闻》(八回)为代表。晚清维新运动一个主要潮流，就是提倡科学输入，欲将中国变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而提倡科学，首先就必须反迷信，因此当时曾展开一场反迷信的运动，吴趼人在文学领域也参加了，他写了小说《瞎骗奇闻》。原载于《绣像小说》四十一至四十六期，初发表时署名“茧叟”，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
这本小说写一个替人算命的周瞎子，为了骗钱，瞎编一通，如何坑害了两家人的故事。
一家是山东河城土财主赵泽长之家，赵泽长年老无子，找周瞎子算命，偏说他有子，赵妻无法，想出个作假肚之法，临产向乡下人抱来一个小孩，赵财主不知，反以为瞎子算命灵验。后来什么事都来取决于瞎子算命。赵家孩子长大，周瞎子来算命，说他命中注定“将来一定是功名显达。十六岁便可进学。二十岁以内，就能中进士，中翰林。”等等。殊不知这孩娇生惯养，长大后狂嫖滥赌，坏事做绝，接二连三闯祸，最终把家产耗尽，气死了老子娘，自己也沦落为乞丐，赵财主临死时才觉悟，不该相信周瞎子算命。
另一家是一个寒士洪士仁，也相信周瞎子算命。他很穷，周瞎子偏说他一定会大富大贵。他等了许久，并无发财希望。但他表哥找他去上海自己店里做管账，他又去找瞎子算命，瞎子反说他命中没有这注财，结果他没有跟表哥去上海。洪士仁继续在家中候富，结果越等越穷，只好卖房子，又给人赖了四百串钱，他又来算命，瞎子说他命中注定破财，不必再要，结果他只好放弃掉这笔钱。最后他穷得一无所有、妻子又因病未医死掉了，去找周瞎子，他竟不准他进去，洪士仁便硬闯进去，周瞎子找来叫化子头，将他揍了一顿，打得他头破血流，最后，洪士仁快要死的时候，愤恨极了，拿了利刃把周瞎子杀死然后去县里自首。
吴趼人根据赵洪两家家破人亡的血淋淋的事实，警告世人，不必相信这些迷信，“这些瞎子，本说的是瞎话，万万靠不住的。”《瞎骗奇闻》在当时反迷信小说中，以故事之曲折与生动取胜，而成为当时反迷信小说之代表作。
六、表现官僚的丑恶。这可以他的短篇《平步青云》等为代表。暴露官僚的丑恶是晚清小说中选择题材最多的一类了。吴趼人也擅长于描画官僚之丑恶，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那是部分写到官僚的，但已描写得极为精采。《平步青云》(《平步青云》，载《月月小说》(第五号)，光绪丁末(1907)正月发行)。则是完全描画官僚丑恶的。他暴露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专买外国货回来巴结上司，“有一位放了南省的封疆，正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位封疆在外国买回来的东西不少，逢人便送，送了李某抚台一个金表，送了某军门一个八音琴，送了某道台一个金刚钻戒指，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送洋东西给有权势的官僚，是为了得到任命一个能捞钱的职位，晚清官场之腐败于此可见。
这篇小说还谴责了晚清官僚崇洋迷外的丑态。那位封疆大臣送了李某一个“洋瓮溺器”，李某双手捧回来，叫人量好尺寸，定做了一个紫色檀香庵盒，“恭恭敬敬把他供起来，天天焚香供奉，因为新年里，每天又加上一对蜡烛，我每天起来洗过了脸，便先到这里恭恭敬敬作二个揖，我见了他就犹如见上司一般。”这就是说“洋尿壶”比大官僚还尊贵，每天必须向洋尿壶顶礼膜拜，因是上司从外国买来的，臭的脏的也是神圣的。吴趼人最后写道：“你想溺器是何等龌龊何等下贱的东西，平白地捧到桌上，藏在紫檀盒里，香花灯烛，供养起来……这溺器可不平步青云了么?”吴趼人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短篇《快升官》(《月月小说》第五号载)也是一篇专门揭露官场丑恶的小说。写一个赵某冒充委员骗得一笔军队粮饷巨款潜逃，他的好友朱某知道此事以后，出卖了朋友赵某，得了巨赏又拐走了赵某的贵重行李和妻妾二人，从此又当了官。但由于贪赃枉法，最后还是同赵某一样，犯了法砍了头。此小说题目下署有“记事”二字，似为记实类的小说作品。前言日：“此一篇小说之内容，实是快升官也，有官瘾之人读之，且可以窥见快升官之要诀。”可见这是谴责贪官之作品。
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中连载的《俏破话》(10)多为一则则寓言笑话，也有许多专门谴责官场丑恶之作品，如《平升三级》，《赏穿黄马褂》，是骂狗官的；《活画乌龟形》是谴责官僚“外国人放了一个屁，便吓得跑回来。”《民权之现象》是谴责官僚大骂中国之民权太大。《论蛆》中解说什么是官?不过是“尸蛆”、“怪不得近来阳间百姓受苦，原来前一回有一群尸蛆，逃到阳间去的。”《轿夫之言》揭露清朝的官公开买卖。《走兽世界》以走兽比喻当时的官场，以蛇鼠行为反映出官僚们的钻营伎俩。《平升三级》讽刺狗能做官，狗说：“汝岂不闻近来人言，每每说什么狗官狗官么。”吴趼人《俏皮话》又揭露清朝军事外交之腐朽，《辱国》里，以龟、鳖、鼋等等动物形象，描写出丧师辱国的军事将领“身带重甲”，但一遇洋鬼子，便缩头曳尾，狼狈而逃。《洋狗》中指斥外交官不懂外交，像只洋狗，只会吃外国人的粪便。此书还把矛头指向皇帝和后党，《畜生别号》以猪之形象比喻后党。《财帛皇君》揭发后党专横，使皇帝“徒拥虚名高位”。总之，《俏皮话》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0)
七、表现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这可以他的《查功课》和《立宪万岁》两篇小说代表。晚清的君主立宪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运动在政治方面的突出表现。这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侵略，激励了国人欲将中国推进到世界列强之林，但是所谓“立宪”，顾名而思义，是帮助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重振它的已经烂掉的政权，促使其政治之复兴，这本身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之反动，故立宪运动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本不足取。
吴趼人在这两种政治运动中的表现，虽然有矛盾复杂之处，但作为一位谴责的小说家，他的态度可以说基本持中而客观，因而能现实地观察和反映当时的生活面貌。
《查功课》是反映国民革命运动初期深入人心的状况的。这篇短篇小说通篇采用对话体，结构谨严，设计巧妙，读来颇觉精采。内容是写清政府的教育督署在深夜一点钟，突然到学校里查功课，把学生一齐喊起来集合。四个委员到校后做的事是：“翻箱、倒箧、掀被、揭褥、拆账、开抽屉、撬地板。”如此这般折腾过后扬长而去，大家还不知为何事深夜查功课，“教员问提调曰：何事?提调问监督曰：何事?监督问学生曰：何事?学生问教员曰：何事?通通不知。”小说最后才写出奥妙：
甲学生问曰：“你的呢?”乙曰：“在裤裆里。”“你的呢。”“也在裤裆里。”“他的呢?”“也在裤裆里。”一人曰：“我的却在袖里。”众曰：“冒险冒险。一把臂就破露了。”“拿来看是什么?”“是《民报》。”“你的呢?”“也是《民报》。”“他的呢?”“也是《民报》。”“统共有多少?”“四十份。”(11)
《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批驳改良派《新民丛报》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兆铭、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炳麟等。《查功课》正是反映《民报》之宣传已深入到群众中，并且得到群众的拥护，以致冒生命的危险来收藏它。因此《查功课》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关键性的实况。
《立宪万岁》是反映立宪运动不过是骗人鬼把戏的小说。主旨是抨击清王朝施行“立宪”新政策，所以题目下有个副标题“吁嗟乎新政策”。这篇小说借写天上的立宪运动来反映当时中华大地上的立宪运动，充满了辛辣的讽刺，看不出来吴趼人对立宪有什么好感或肯定之处。在吴趼人看来，所谓“立宪”，第一，是从侵略者那里学来的。“自从那年中国把台湾割归日本，日本听说是个立宪国、崇尚西法、不敬神道的，所有台澎一带的府县城隍都没了事，犹如裁缺官儿一般，都到天上来候补，天天到我这里来钻门路。”就是说，日本侵略者的国家是个立宪国、行天天钻门路搞立宪。第二，搞立宪的官僚们都是强盗、强盗搞“立宪”还有什么好东西?“八戒日：别人也罢了。这戴宗是个强盗，如何派起他来(到外国考查立宪)?行者日：你懂什么?你看现在世上的官，那一个不是强盗?只怕比强盗还狠呢?怎么天上强盗就做不得钦差?”第三，官僚们谈立宪，只不过为了做官，“明日立宪党有机会可以做官，我便高谈立宪，你不看看现在舞蹈扬尘，山呼万岁的，班中狠有几个谈过革命的呢?”即是说，搞立宪的人都是一些谈过革命的呢?”即是说，搞立宪的人都是一些投机分子。第四，所谓“立宪”也不过换汤不换药，只是掉换几个官僚而已。“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做立宪。”“此外不再更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散朝时，通明殿上，一片欢呼之声，皆曰：立宪万岁!立宪万宪!”从以上四点看来，吴趼人对立宪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与当时中国同盟会的态度是有共同之处的。
以上两篇小说均发表于1907年，仍有反帝反封建之意识，并未退步去维护封建统治。
综上所述，吴趼人的小说，涵盖到广阔的生活面，确能说是晚清社会一面完整的镜子。必须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吴趼人写的小说有谴责小说，也有厉史小说，写情小说，他还创作戏曲(如《曾芳四传奇》等)、笑话作品(如《新笑史》、《新笑林广记》等)、寓言作品(如《俏皮话》)。这些谴责小说以外的历史小说，写情小说、戏曲、笑话、寓言等也和谴责小说一样，具有谴责小说中应有的谴责性。因此吴趼人的全部创作，是一个谴责作品完整的实体，如果只孤立的以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为对他全部创作贡献的评价，就不可能公允。或反之，只抽出他小说中一篇作品，孤立地来论他思想的缺点，对其认识也不可能正确。第二，吴趼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其写作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给《新小说》开始写小说，直到他宣统二年(1910)逝世，统共不过八年。这八年是他日夜奋力创作的时期，只考虑他的创作，对政治社会问题甚少也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这八年也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展现的过程。八年的作品在其改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有人将他的思想分为前后二期，并以1907年《上海游骖录》分界，以后为吴趼人的“退步”期，说他“进而维护封建统治”(12)，这与事实不符。诸多有反帝反封建意识之作品，如《两晋演义》、《发财秘诀》、《劫余灰》、《平步青云》、《查功课》、《快升官》、《曾芳四传奇》、《邬烈士殉路》、《俏皮话》……等等，都是在1907年或1907年以后发表的，说他1907年以后“进而维护封建统治”，是一个明显之误解，可不足为据。
这里涉及到对《上海游骖录》的评价，阿英《晚清小说史》认为“这部书若是作为小说来看，是吴趼人一部失败之作”。失败的原因是“书里主要的描写，是暴露党人。在他笔下的党人，似乎都是些行为极卑劣的，专门打野鸡、骗钱，五十金就可以出卖主义的人物。”这也与作品实际不符。这篇短篇小说实际是描写一个被官吏诬称为革命党人的人——辜望延在上海找革命党的一段经历，是一篇描写过程之小说。在小说中吴趼人以其特有的谴责小说之笔法，谴责了形形色色冒牌的革命党人，他们嫖妓女，吸鸦片，满嘴革命名词，实际男盗女娼，吴趼人一再在小说中说明：“(这)两个谈革命的，其行为言语，又绝不像是个认真有志之士。若是革命党当中，全是这一班人，只怕一万年也是空谈。”(第五回)，他又说：“听了这几位的议论，实在令人可笑。然而谈革命的人，未必个个如此。”他更说：“想到那官吏无道，便想认入革命党；想到那几个革命的行为(指那些嫖妓吸鸦片之徒)，倘与他们同了一党未免玷污了自己，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且待到了日本，看看那边中国人的人格，再定主意。”(第十回)总之，书中描写辜望延在上海未找到真正革命党，他相信革命党“未必个个”像他遇见的这些花花公子，要到日本去继续找。所以，此小说并非主要描写革命党人，也就不存在诬蔑国民革命和维护封建统治之问题。同时，书中也有否定维新派的立宪之意，认为“立宪也未见得能治国，还怕比专制更甚”等语，因此，“革命又不好，立宪又不好，不觉把一片热心冷到冰点度上去。”主人公只有带着决心“提倡改革”、“实行改革”的愿望，也就是吴研人在此小说“附识”所写“改良革新”之愿望，到日本继续去找真正的革命党人——那些有人格的中国人。至于书中描写的“厌世”、“保护侨民”、“开设通商口岸”等等古里八怪的“理论”，都是描写书中主人公们的高谈阔论，不能只是认定作为吴趼人的“理论”或主张；阿英正是以吴趼人描写这些怪论，便认定吴趼人“是一个反对新学、反对革命、对尽量输入西洋文化，对帝国主义势力颤抖的人。他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个结论下得过重，缺乏理论的根据。总之，唯有对《上海游骖录》有一个中肯的评价，才有可能联系吴趼人全部著作，找出他进步的主流，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