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评传
时间：2018-11-12 07:40:01
分类：人物传评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溉花客、芋香、北园，江苏武进人。
他虽出身于官僚家庭，却厌弃仕途，中秀才后仅赴院试一次，后即绝意科场不再赴考；堂伯为他捐纳功名，亦不赴；显者推荐他应清廷经济特科，也拒不应征。他擅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才艺出众。光绪二十二(1896)年赴上海，初入《指南报》参与编务，翌年自办《游戏报》，越数年又创《繁华报》；光绪二十九(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所托编辑《绣象小说》半月刊。厕身于十里洋场的混浊生活，促使李伯元加深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更激起了他对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的憎恨；而编辑报刊的生涯，为他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锻炼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1901年至1906年，是李伯元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及《海天鸿雪记》五部；写的弹词、戏曲有《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三部。李伯元的小说，除《海天鸿雪记》为描写妓女生活以揭示悲惨社会的阴影外，其余四部小说全是揭写官场黑暗的，从它们所显示的广度与深度看来，可以说，中国叙事文学家中，李伯元是最最大胆泼辣地向封建官僚结构展开全面猛轰的第一人。他所创作的弹词、戏曲的主题也颇有进步意义，如《庚子国变弹词》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的受难史”；《醒世缘弹词》的主旨在于“破除迷信，反对缠足，打破青年倚赖遗产的观念，说明吸食鸦片及嫖赌之害，是一部‘俗耳针砭’的书”；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则是借异域故事以呼吁团结御侮的。
这些创作显示出，李伯元是一个有正直的品性和爱国心的作家。虽则他的思想还未跳出改良主义范畴，尤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是错误的；但他的作品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客观上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末代封建统治的强烈憎恨。在晚清谴责小说家中，李伯元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李伯元的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五编六十回，写于1903——1905年，是一部全面揭露晚清腐败官场的谴责小说。这部小说一问世，即不胫而走，影响极大。鲁迅分析其原因是，“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骤享大名”。当时内忧外患，国运垂危，清王朝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是奴颜婢膝，对百姓则横征暴敛，弄得社会昏暗，民怨沸腾。鲁迅指出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就是“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卓越的小说家李伯元受到了“众心”的感染，在这部小说里对清朝官场作了破坏性的暴露和愤怒的鞭挞，激起了人民大众心弦的共鸣，所以一纸风行。
《官场现形记》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李伯元的讽刺不仅仅是让那些卑鄙无耻的官僚出乖露丑，使大家快意一笑，而且极其严肃地举起锋利的匕首解剖了统治机构的整体。在清廷淫威之下，他竟敢秉笔直刺最高统治者，借宫廷掌权太监的口吻道破底蕴：
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湖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
这赤裸裸的揭示正说明：官场的贪污实在是在最高统治者纵容下干的，而社会制度又正是滋养这伙贪官污吏的温床。清廷的捐纳制，就为那些纨绔、市侩以及各色各样的钻营者大开方便之门，他们通过什么进贡、报效、捐纳、助赈种种方式向朝廷购买官爵，惯于经手这项卖买的钱庄档手黄胖姑公然大谈行情：“一分行钱一分货。……至于数目，看你要得什么缺，自然好缺多些，坏缺少些。”那些货官爵者的最终目的干脆就是将本求利，“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即是他们的经济学。
我们如果按清代官制来对照《官场现形记》按图索骥，即可看到李伯元对于官场的各个层次都作了深入骨髓的讽刺性描绘，诸凡掌管朝政的中枢重臣，为国干城的军门提督以及各省的封疆大吏，无不岸然道貌，骨子里皆贪财好色。以下者如掌握一省民财刑名的藩台、臬台，则或明码卖缺，或枉断刑狱；至于道台，李伯元借书中人所云“江南地方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一句尖酸刻薄的谚语表示了极大的鄙夷，他笔下勾描的道台形象，或钻营诈骗，或狂嫖滥赌，或吸鸦片，或玩相公，胡乱狂妄，颟顸愚蠢，千态万状。知府、知县皆贪赃枉法，“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者已算是奉公守法的了。州县以下的佐贰小吏更是流品庞杂，穷形极相。李伯元随手点染，若敞开鲍鱼之肆，臭味四溢。
李伯元这样对污秽不堪的官场作全面暴露，意味着这个末代王朝已经遍体溃烂，无可药救。从客观意义上说，这也就是为它敲起了丧钟。
这部小说不仅给官场“现形”，更深入一层是剥开官僚群的丑恶灵魂。譬如，高标程朱理学的巡抚傅理堂结识妓女养了私生子又不认账；炮船管带冒得官为保官位则假装寻死胁迫亲生女儿献出肉身供上司淫乐；何藩台卖缺得贿与胞弟分赃不匀竟至耍赖打架；纨绔尹子崇为盗卖安徽全省矿产，竟串通和尚欺骗岳丈徐大军机与洋商签订契约；知州王柏臣为多捞一季钱粮漕米外快而匿报父丧；俨然武将的张国柱为谋遗产竟冒认毫无瓜葛的死人为亲老子，……总之，一切亲属关系也变成了交易买卖的肮脏关系，森严的封建道德观念在铜臭薰蒸下碎成齑粉。讽刺文学家以极大的注意力去观察这种污浊的心灵世界并且形象地再现出来，揭发了这个统治集团道德情操的极端堕落，也就明示出：这个末代封建社会实实在在是一片破烂不堪的废墟。
李伯元鞭打这些丑恶的灵魂是不遗余力的，除了揭露这些官僚群的兽性之外，还剥开了他们奴性的一面。这些“食人者”常常视百姓为俎上鱼肉，可是他们对于洋人却畏之如虎，在他们身上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
江南制台文明膘劲极大，“只要官比他小一级”者就动辄横加训斥，但一听见事涉洋人就“大惊失色”。淮安城内，包讨高利贷债的洋人逼死人命，文制台视民命如草芥，却抢着护在头里，“外国人顶讲道理，决不会凭空诈人的”，断言“总是我们的官同百姓不好。”后来百姓动了公愤，揪住洋人讲理，文制台咬牙切齿，“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竟责令淮安知府弹压百姓，好好护送洋人出境。另一回是游历湖南的外国人无故打死中国民间孩子，有司当局居然把凶手接到洋务局待如上宾，后来迫于民愤勉强作了轻判，外国驻华公使竟逼着清廷总理衙门撤换湖南巡抚。这里且看那伙王公大臣的屈膝外交：
……公使又问道：“前天有两件照会过来，贵亲王、责王臣想都已见过了，为什么没有回复?”王爷道：“就是湖南的事吗?”张大人亦说了一声：“湖南的事?”公使问：“怎么办法?”王爷咳嗽了一声，四位大人都咳嗽了一声。公使又问：“怎么样?”王爷道：“等我们查查看。”四位大人亦都说：“须得查明白了，再回复贵公使。”
这些尸位素餐的软骨头永远是对洋人唯唯诺诺，不敢吭一声大气，他们墨守的诀窍是：“我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从来没有驳过他的事情。都是万万拗不得的，只有顺着他办。”锦绣的河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是被这些“朝庭柱石”双手捧着乖乖地奉献与侵略者。李伯元悲愤填膺地展示了统治末代封建社会的这个垂死阶级性格之最突出的典型特征——看见了羊就变老虎，看见了老虎就变羊，让人们从这兽性与奴性交织的特殊性格之中，看到了窒息民族命运的痼疾，构成民族灾难的恶毒细胞。
《官场现形记》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漫画笔法来刻划官僚的各种形相，借强烈的夸张来凸现其本质的丑恶，这等于撕开其翎顶辉煌的外衣，豁露其狼心狗肺。所以，这部小说的艺术效果，往往是引起多种多样的笑声。鲁迅所说的“得此为快”，实则就是当时人们从李伯元那种揶揄的笔墨中，让内心的郁愤得到了畅快的发泄。可见，他制造的笑声里深涵着强大的否定力量，产生了深刻的批判社会的效果。
《官场现形记》实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部优秀讽刺文学作品。它与《中国现在记》和《活地狱》，恰好构成了一组解剖官场的暴露文学。
它们各有侧重：《官场现形记》虽是描绘了清廷官场遍身溃烂的整体，但它具有刻划中上层官员的特色；《中国现在记》则着重描写捐班出身的下层官吏之无耻；《活地狱》乃重在描写底层官员吏役对良民滥施酷刑的惨状。这三部小说既各显特色，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只是官场现形，而且强烈地意味着中国的现状简直就是一座活地狱!
可以说，李伯元是让人民最难忍受的疾苦激起了冲天的怒火，他的笔尖倾泻了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机构的切齿憎恨。这一组作品，也可说是体现了这位讽刺作家世界观的真正的深度。虽说，作家主观思想的局限性也偶有流露，如把《官场现形记》看做“陶熔”坏官变好官的教科书，在《活地狱》的楔子中也表示希望“世上做官的人”能“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可是，这三部书构成的巨大艺术形象告诉我们，这些细流似的改良主义观念已经被李伯元自己那诅咒现实的沸汤似的激情淹没了，那些主观的说教在小说里已被挤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去了。况且，即使是主观的说教，也已冲破了规行矩步的风范。李伯元禁不住愤然指出：“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言天下没有好衙门。”他又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他又捶胸顿足地呼喊：“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心泪，誓洒大千救众生!”这分明是对整个统治机构表示了否定，对整个现实社会表示了绝望。尽管李伯元还不明前路，还未脱悲天悯人的书生气，但至少已感觉到了改良主义理想的幻灭。试问，“天下没有好衙门”，还改良些什么?我们觉得，李伯元这些情怀的流露，固然含有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味儿，不过，与历史上那些清官渴求“补天”之术以振兴王朝的精神境界显然有别，因为他悲怆郁怒的情怀，显豁表示了封建社会走向历史终点那个特定气氛内的有识之士，已看到了大厦将倾的预兆，而正在探索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并渴求变革民族命运的特定心情。况且，从李伯元的身世遭遇看，他显然已经是以平民的身分和心情在作呼吁和抗议了。
《文明小史》也是一部重头作品，它反映李伯元后期世界观的深度尤其明晰。
当然，这部小说所流露的主观说教，仍是温和的改良主义，可是，它的艺术形象所明示的客观意义，却大大突破了李伯元政治观的局限。《官场现形记》那一组暴露文学主要的是揭露了社会阴暗面，而《文明小史》则透露了熹微的曙色；前者写百姓反对暴政和侵略还只是影影绰绰，寥寥几笔，而后者则大事渲染了人民抗争的风暴。这一迥异之处，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鲜明地意味着李伯元世界观的分裂和质变。值得玩味的是，李伯元一方面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插入了剽窃刘鹗痛骂“北拳南革”的反动说教，顽固地表示他的政治偏见；另一方面却情不自禁以十二回的广大篇幅，着力描绘湖南永顺人民奋起抗捐以及捕捉深入内地勘探矿山逞凶作恶的洋人的暴烈行动。这个显著的矛盾充分表明，李伯元固有的政治观念已似强弩之末，他那文文静静改革社会的理想已经受不住势若奔马的斗争的暴风雨冲击，成了块块碎片了。他无法自制，诚实地描写出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和狂怒行动，这正是他浮浅的政治观念已被征服的明证。李伯元主观上不赞成民主革命，但是他又终于让百姓的抗争风潮感动了，我们说他描写湖南人民的暴动是情不自禁，这个“情”，实在即是他世界观质变的促激素。
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对《文明小史》主题思想的估价，对李伯元撰写这部小说之际的思想图景，皆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以往论者评《文明小史》或说这是反康、梁维新运动的“谤书”，或说它的重心是在揭发国人在“文明世界”前夕那种怵外和媚外的心理，或说它主要是反对假维新，刻划了新旧思想的冲突，当然也有人着眼于它反映了人民与官僚统治、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觉得，这些评价都力图从某一角度去触及小说的主题思想。不过，若只是单纯从某一角度去看，实则并没有窥见其全貌，也未能领略李伯元当时思想的真实图景。综观《文明小史》全局，描写百姓暴动仅占篇幅六分之一强，还有约六分之五篇幅是反映官场对新学、新政的态度的。然而，两者之间血肉胶着，互为因果，我们决不能把那占少数篇幅的前十二回看成是次要的或者是游离的部分，而必须把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领略李伯元的艺术构思，看透他批判假维新的意义。
《文明小史》的写作与刊行是1903年5月至1905年9月。这个阶段，改良派及其变法维新思想已处于衰颓没落的境地，而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竟于1904年6月特赦戊戌党籍，除康、粱外，戊戌案内各员均宽免，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昔日，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王朝顽固派伸出魔爪狠狠扼杀了维新变法的改良派，为何如今一反常态，忽而赐以青睐了呢?很显然，清廷当道者已觉察到大气层里革命风雷的隆隆滚动，预感到了末日的威胁。他们忽而热衷于维新，无非是以之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救命稻草。从这个背景来看李伯元之批判假维新的意义，无疑是应该给予很高估价的。一部《文明小史》展开了当时所谓维新运动的广阔画面，由北及南，从城到乡，上上下下都张着“维新”的幌子，嚷立宪，兴学堂，译新书，办洋务，洋洋乎盈耳，而骨子里呢，或投机，或塞责，或粉饰，或抵制。作家让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作着这样的暗示：“维新”运动的五色彩衣东拉西扯，说什么也掩盖不住腐朽老化的封建政体之千孔百疮，改良，是绝望的了!而开头十二回写人民抗捐斗争和反帝行动，与假维新运动表示了有机联系：清廷猴急地推行新学新政，正是为了企图抵制浩浩荡荡而来的革命风暴。可是，假维新运动又恰好暴露了专制统治已病入膏肓，这贴药并不能挽救覆亡的命运。我们考察了全局，觉得《文明小史》基本上是真实地展示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前夜的中国现实政治图景。文学创作是反映现实的，作家能够本质地描绘出社会生活的真实，这必须基于他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应该强调，李伯元在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涌起的前夕，尽情刻划官场假维新的形形色色，从而揭穿清廷假借“维新”以拖历史车轮倒退的政治阴谋，实是有着非凡进步的意义。因为，从1903年到1905年这个特定阶段，不仅清廷耍弄“维新”花招迷惑百姓，而且康、梁还在打着“改良”旗号作保皇的喧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才初露头角，改良主义尚有一定市场，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李伯元在此时来痛揭假维新，确是大有醒目作用的。仔细考察《文明小史》全局，可以看到，它反映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前夕的社会真实图景是多么清晰，政治斗争是多么复杂，新旧思想的冲突是多么尖锐，尤其是湖南人民反暴政反侵略那股怒潮，更反映了中华民族奋起抗衡的意愿，预示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不可阻遏的趋势。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李伯元观察现实世界的目光是比较清醒的，他以忧国伤时之激情所熔铸的艺术形象，已压碎了自己的政治说教。
《文明小史》也表明，李伯元的主观世界确是在摇荡挣扎中分裂变化，矛盾百出。——他已看到雷鸣电闪风吼云奔，预感到中国已处于“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前夕，但他又只是把当时闹得沸反盈天的新政新学看作“风潮”，却万万没有勇气承认湖南百姓的怒吼才是“风潮”的奔腾。他在“楔子”中明示要“表扬”那些推行新政新学的“文明世界”的“功臣”，但小说却从反面着笔鞭笞了那些假维新派。他诟骂革命，却又情不自禁彰扬了百姓的抗争行动。他分明看清了变革世界的风潮凌厉激荡，却又主张“潜移默化”。他戟指揭示假维新空立宪不能救国，但只能寄幻想于那出国考察政治的开明官吏平中丞。这种种显著的矛盾，证明了作家思想斗争的剧烈和复杂，内心是不平静的。由此可见，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不管他阶级出身如何，他不可能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无动于衷。
一个作家世界观的重要表现，即在于看他如何从生活中选择题材，并赋予题材何种感情色彩。我们观察了李伯元这种矛盾百出的思想图景，分明感到，作家面对着光明与黑暗交战的现实社会，他的灵魂被震动得强烈地颤抖，他固有的政治信念已经动摇了，大圜昏黑，李伯元感到空气沉滞、肺腑窒闷，所以，当从苦难中挣扎奋起的人民呼喊抗争的暴烈行动闯进他的视野时，他始而惊愕，继而感动，终而从心底涌起激情，凝聚于他的笔尖作无可制遏的倾泻，使他不得不作了违心的歌颂。也许是出于封建士大夫的本能，他又时时企图摆出自己固有的观念来抵挡那些向他袭来的怒吼的潮音，可是这些“观念”宛如鹅卵石堆成的孤垒，当不起大潮三冲两冲，便崩溃了。李伯元眼看那一伙大大小小“亲民之官”的胡乱妄行，那些假维新党的矫揉造作，心底泛起了无限憎厌，便挥起饱涵郁勃之气的笔向他们刺戳、扫荡了。可以说，一部《文明小史》写了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亦写了李伯元心里新旧思想的斗争。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了奋起抗争的百姓的赤心，写了守旧派官吏的黑心和假维党的空幻之心，也写了李伯元自己那剧烈搏动的心。
《文明小史》的美学价值，在李氏作品中是比较突出的。
看了李伯元的主要创作，明显感觉到，在它们纷纭的状态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作家以饱满的激情关注着社会现实问题，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对专制统治集团痼疾深重表示愤慨，倾泻深沉的同情于受难的人民。我们认为，这就是李伯元世界观中的主流，虽则不可否认，封建正统观念与温和的改良主义亦是李氏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他那汪洋决荡的“主流”的腾冲之下，主观的政治说教已被挤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去了，它在李伯元的创作活动中起不了驾驭作用。相反的，作家虽则未曾意识到这洪大的“主流”的力量，但“主流”实际上却左右着他那驰骋着的笔尖。
那么，李伯元世界观中的“主流”是怎么蓄积而成的呢?那些政治偏见又为何未能阻挡这位作家的奋然前行呢?
首先，是生活的养育。李伯元虽出身于官僚家庭，但他少小之年就堕入败落的境地，沿着坎坷的道路走向民间，亲炙了底层人民的灵魂的痛苦，这样，他就有了培植现实主义的生活基础，耿直不阿的正直性格，使他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世传李伯元屡试不第，其实不然，他格于世俗考取秀才之后即绝意功名。若“不第”而“屡试”，倒意味着他热衷于科第发迹；冷然不再应考，正说明他厌弃官场。后来，堂伯父为他纳资捐了官，他却不愿应卯。光绪末叶为笼络士子开经济特科，当朝显者荐伯元应试，他辞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坚辞不赴，表现了他狷介的品格。李伯元摒弃仕途跨入文学的海洋，就是愤于清廷政治腐败，痛憾祖国面临危局，企求“借以发聋振聩”的。这个健劲的出发点，与他今后创作生涯中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密切相关的。十里洋场是藏垢纳污之地，也是思想交锋的前线，李伯元置身于这紊乱而喧嚣的生活漩涡里，锻炼了辨别妍丑的能力，分清了自己爱憎的对象，更感受了时代脉搏的跳动。这些生活体验的积累就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李伯元正由于长期生活于民间，他的所憎所爱才能与人民群众所想吻合，也能敏锐地感受到大众最关切的社会实际问题是什么，并且根据大众的爱憎去描绘它，表现它。这，也正是他蓄积世界观中进步的主流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文学创作的直接观察和直接经验的优越性，以及长期在创作实践中养成的敏锐的观察力，也帮助李伯元战胜了政治偏见。
李伯元写《官场现形记》的初衷在于痛下针砭，使官场知“耻”而悔改，所以早先的创作意图是“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可是当他进入观察描写对象的艺术沉思之后，激情澎湃，落笔滔滔，就无暇顾及“含蓄蕴酿”，自然而然变为”酣畅淋漓阐其隐微”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形象整体，明显意味着李伯元在向大家高声宣告：看哪，这个统治机构已经病入膏肓遍体溃烂以至无可救药了啊!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李伯元违背了自己创作初衷的呢?最主要的就是作家让目睹的官场丑行所激动，以至愤慨万千，无法自制心头炎炎燃烧的怒火了，所以他在艺术创造中将“改良”的初衷变成了绝望的鞭打。
作为一个具有正直的良知的文学家，李伯元是十分重视为社会“写真”的。他曾经向朋友回顾倾谈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验：
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有无限蕴蓄，可以藉此发抒，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谭瀛室随笔》)
这里所说的“无限蕴蓄”，实则即是作家久久蓄积于心的对于客观社会生活的印象、感觉和感受，李伯元渴望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观察人事所兴起的爱憎，熔铸于艺术形象，公诸于世，这种严肃的文学家的责任感，忠实于生活的艺术良知，就是他赖以战胜固有的政治偏见的巨大力量。他不仅勤奋创作，而且对自己的要求亦颇为严格。他对自己的“描绘世情，不能尽肖”表示不满，鞭策自己要长期的认真阅世，这种强烈的进取心，实则即是推动他在文学上奋然前行的积极因素。也正由于李伯元是以一颗严肃而正直的心去体察社会的，所以当他受到惊心动魄的事物的强烈感染之际，往往摆脱一切羁绊，纵情描绘，该彰扬的则讴歌之，该咀咒的则诟詈之。他把给社会写真，看成是艺术的第一生命，这是他能够征服自己政治偏见的又一个秘密。
这位卓越的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实践表明：他世界观领域里的进步因素与政治偏见一直在作着剧烈的斗争，通过长时期的合理的消长，前者战胜了后者，才推动了他不断前进。所以，把李伯元笼统地说成是个改良主义作家，实在是不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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