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彬儒评传

时间:2018-11-18 23:30:02

分类:人物传评

在同治时期的广州一带,邵彬儒以一略通文墨的乡间说书人的身份,通过宣讲几十篇劝善惩恶的劝世文,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并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广州、佛山、香山(今中山市)等地开讲,还将这些故事整理刊印成书。这段经历不无“传奇”色彩。

但绅士们需要他摇唇鼓舌,却不愿对他的经历多作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广东省四会县荔枝园人,著有三部书:《俗话倾谈》、《谏果回甘》、《吉祥花》。与他同时代,但文名大得多的广东南海人何文雄在《吉祥花》序中对邵彬儒的著述有一个总的评价。在这寥寥数语中,论述的主要还是邵彬儒的著作,语调也很不客气:“作者以前说古,现说今;以前说外省,现在说广东;以前说发贵,现在兼说发财发丁发寿,总之不离乎吉人为善,和气致祥”。何文雄概括得很准确,只忘了提及三部书在文体上也稍有差异。《谏果回甘》、《吉祥花》是用文言写作的,不象处女作《俗话倾谈》用半文不白、但谈来通俗易懂的广州话写就。我猜测邵彬儒是想在获得一定名声后,在文坛显显他不曾充分崭露过的文采,却不料这一着使得他的《吉祥花》和《谏果回甘》与本文无缘,它们不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了,尽管从何文雄的概述中我们感到,在说教上,文言的《吉祥花》等与白话的《俗话倾谈》一样庸俗,同样,后者一如前者那般陈腐。

值得注意的还有,邵彬儒在《俗话倾谈》获得“成功”后在题材上所作的调整,是出于自愿呢,还是被听众、读者牵着鼻子走?我想更可能的是后者。这些听众、读者绝大部分是广东人。中国历来有地方主义的传统,近在眼前身边的人物更容易唤起人们的亲近感,更令人“信服”。由“古远”而“今近”,其意在此。而从单纯的发贵的独奏,扩展为发财发丁发寿的交响,无疑增加了奖赏的范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心满意足,欣然而归。

邵彬儒的经历确乎有点扑朔迷离。好在一个久受压抑的文人常常在行文中借描画他人而有意无意地留下自己的蛛丝蚂迹。《邱琼山》在《俗话倾谈》中是一篇短小的故事,可能是长篇大论后,用来插科打诨,调剂书场气氛的。它写明代鼎鼎有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丘浚少年时的一段传说。当一个家有蠢笨如牛的儿子的地主老财出了侮辱性的上联“岂谓犬能欺得虎”,想整治年少气盛的邱浚时,机智的丘浚针锋相对,脱口而出:“焉知鱼不化为龙?”老财由此不得不叹服邱浚的才华,写过以弘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旨的戏剧《五伦全备记》的广东琼山人丘浚,一定是邵彬儒极为仰羡的先贤,这一故事的大快人心的结局是他渴盼实现的梦幻:“焉知鱼不化为龙?”他肯定会反复地,执拗而激动地默诵这句话。

邵彬儒崇拜的偶像丘浚生前就官位显赫,死后更是大红大紫。他的竭力“卫道”的《五伦全备记》在各地舞台竞相上演,并且从明代搬演到清代,清代统治者自康熙起,就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强调理学维护封建伦常和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巩固封建的宗法组织,加强对礼教及法津条文的宣传,将其灌输向每一个人。这种“以汉制汉”的办法,居然就渐渐平伏了汉族对异族统治的强烈不满,促成了“康雍乾三朝盛世”。

邵彬儒所在的同治时时期,史称“同治中兴”,所谓中兴,当然指盛世的回光返照。同治朝的时代背景,乃是“叛上作乱”的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对中国传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从上到下一致响起了改变社会风气,重建封建伦常秩序的呼声。

邵彬儒属于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乡村宗族里的“通晓礼文者”。在科举的窄道上煎熬多年,未曾发迹,只能在乡间祠堂里当一个宣传讲解员。但随着同治一朝弘扬封建伦理的汹涌大潮涌向无数邵彬儒所在的宗法制乡村的“小沟”,他的时机来了。他按照“遇上等人说情理,遇下等人说因果”的原则,向那些目不识丁的村夫村妇,讲述困果报应的故事,开化,引导他们的思想——当然,实际上是禁锢以至禁止他们思想,用因果报应的必然性、神秘性和恐怖性,震慑捆束人们,使其服服贴贴地接受统治。后来,或许是他的演讲有了成效,又能比其他先生说得有趣,不仅不令人望而生畏,闻而返走,相反能使人听得津津有味,乐而忘返,因此引起了士绅阶层的注意。他加入了一个称为“觉世社”的文会组织,并在士绅们的层层支持、积极引荐下,天天扩大了自己的阵地。环视那个时代,我们发现:慧眼识人才,是当时盛行的风习,曾国藩、胡林翼诸公均以求贤若渴和用人有方享誉全国,并由此奠定基业。邵彬儒虽非大才,但广州一带当时象他这样神气活现地维护“圣道”的吹鼓手倒也难得。难怪他在《俗话倾谈》自序中志满意得地宣称:“惟谈得有趣,方能入人身,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边;善讲古者,须谈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矣,且津津有味而诵读之。”而他这个见解庸陋的乡间小儒,也号称“知多世事胸襟阔,识透人情眼界宽”了。

邵彬儒将自己从那个陈腐保守的《圣谕》讲解者的社会阶层中脱颖而出的诀窍归结为他能将古板的东西谈得生动有趣,同时将深奥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不过,给笔者印象更深的,倒不是他原本并不出色的说书技巧,而是他在书中千方百计维护因果报应观念的各种手段。我想,正是他“卫道有方”这一点被统治阶层所看中。

因果报应观念在流传甚广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的开头几句里反映得就很充分,“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由此可见,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审判”是既昭彰显著,又恐怖神秘的。宗祠里的善恶簿或有遗漏,阎王爷的本子上却笔和算盘同时摆弄着,它紧盯着每个人的每一处的言行,并通过奖善惩恶来显示它的力量。

不过,严酷的真实常常粉碎这一厢情愿的幻想,社会现实中大量存在着作恶发迹、为善受欺的例子,必然使人们对因果报应的准确性、必然性发生怀疑。邵彬儒在此时显示出他的高明,他没有一味斥责这些想法是异端邪说,他甚至也承认有好人受气、坏人得意的事实,不过他指出由此怀疑因果报应的原则是目光短浅,那些事实都是暂时现象,最终支配人们的,还是因果报应、善恶必报的永恒的真理。

《积福儿郎》中的童馆先生杨宗谏,教学有方,侍母心诚,怜悯孤寡,主持正义。当他为揭露族中强房杨崇兰家从祖业中饱私囊的罪行而去查宗族帐簿时,遭到杨崇兰等的毒打。杨姓之族的其他兄弟劝他告官,杨宗谏阻之,说杨崇兰等将为天所弃。众人又想请人和杨崇兰斗架,杨宗谏也不答应。大家遂嘲笑他:修福我们不信,报应又太远了,你相信因果,你做好事,看你将来子孙能昌盛吗?(当时杨宗谏家贫子少,为族中最弱之房)杨宗谏回答道,肯做就有缘,不肯做就无缘。

弱肉强食,本是表面上注重血缘的平等关系、骨子里按财与势的大小建立等级秩序的宗法制农村所必然发生的事实。杨宗谏无端受人欺压,却一不告官,二不斗架,一片愚痴地等待老天发话,真是可怜可笑至极——然而在邵彬儒笔下,他居然等到了杨崇兰的两个儿子,贩货经洞庭湖时翻船身死;杨宗谏的两个儿子,由于杨的积福,都有福根,但一个儿子因自己不修,虽一时荣耀,却渐渐家道零落,而另一个儿子忠厚善良,一家“皆归于正”。

邵彬儒针对人们只看眼前的势利,指出“种树看结果,做戏看收场,做人要看到尽头……,所以好人每受亏于先,磨炼一着,果能做出忠孝节义等事,必为天地所哀怜,鬼神所庇佑,终有出头之时也”。

《九魔托世》写一平时吝啬的地主,在一次大饥荒时忽发善心,倾其家产,赈济灾民,原本想此为善举,当福临家门。谁料却大难临头,所生九子,均奇怪地先后死去。众人议论,有怪天眼无珠,亏负好人者,有说闹饥荒乃天要人饿死,赈济乃违抗天命之举,理应受罚。后经扶乩方知,从前所生九子,乃地主父亲前世没修,上帝降下来托生其家,准备败坏门庭的九个恶魔。当地主大结善缘、救人数万以后,上帝将九个恶魔收回天上,并使地主又得五子,光耀门庭。邵彬儒就这样维护了天意的绝对尊严。

对那些声称自己前世没修,命中注定倒霉,而无心修善,想破罐破摔的人(通常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和在城市农村之间游动的手工业者),邵彬儒对他们说,从现在做起,还来得及。《瓜棚遇鬼》中的陈四就是听到鬼说起因他母亲的阴功,玉皇大帝添了他十二年寿以尽孝道之后,方才知道,阎王簿上有添有减,全看你是修善还是积恶。于是尽力侍母,结果寿命比以前长出许多,“福寿而终”。作者就此大发感慨:世界之间,有修善而见报,有修善而不见报者,非无报也,报之而不觉也。

这大概是把因果报应的道理装点到滴水不漏的地步了——报之可以不觉,那么,千万别再胡思乱想,俯首听命吧!

由此也发现了何文雄的一个失误,他以为邵彬儒在《俗话倾谈》里只拿“发贵”作为奖励,而发财发寿是后来加以补充的,殊不知邵彬儒面对的是目不识丁但讲求实际的村夫村妇。陈四得到的奖赏恰恰就是“发寿”,这在乡间吸引力恐不亚于“发贵”。邵彬儒可能在最初碍于自己正统的儒家观念,对财寿一类谈得较少,而注重“发贵”。但何文雄作出那种论断,只能说明他对邵彬儒的著述似乎“不屑一顾”。

也正是因为邵彬儒的讲台下面,最初坐着的都是一些家境贫寒,景况不佳的村民,常言所说的“烂命”的拥有者,所以邵彬儒写了一篇没有人物、没有故事,通篇说教的《修整烂命》。也是在这一篇中,作者驳斥了世人一边作恶,一边期望磕几个头,点几柱香,买一纸赦书,就能消灾得福的妄念,声称“为善须有耐心,要有坚志。”由此看来,因果报应观念还不完全深入人心,就其本身而言也存在着漏洞——其症结在于它本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编造出来的观念体系。它不能不强调富贵贫贱的等级秩序是天意命定的,不让人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非份之想。但统治者需要的还是一大批既服服贴贴,又尽心尽力的奴才,因此就不能使他们陷于绝望,于是宣杨不变之中又有变化的可能。但好走捷径的人们往往愿意把善举理解成烧香磕头,这样“浅薄”地对待因果报应只能将其日益形式化并最终瓦解之。邵彬儒深明此理,他抬出封建社会的楷模“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并且将一个几乎也“五伦全备”的故事《横纹柴》放在这本书的首篇,是有其极强的针对性的。

严格意义上讲,《俗话倾谈》一书很难称得上是小说。象上面所举的《修整烂命》通篇大发议论,而其他故事中也穿插着大量的说教,故事似乎是为了特定的说教而设置的。《横纹柴》在这点上十分突出。当写到凶蛮横邪,被人唤作“横纹柴”的婆婆对尽心侍奉她的媳妇珊瑚大泼污水时,作者议论起婆媳相处之道。大概当初他的讲台下坐着不少婆婆妈妈,他的话说得很委婉(所谓“劝善”,“留有余步”)“家婆教新妇,理宜话亚嫂……粗衣麻布到来问候,便见规模,不用太为着意。如此说话,方是教道后生。”

后来媳妇珊瑚被横纹柴逐出家门,但她依然不愿改嫁,一心向主。邵彬儒不禁为之“感动”,赞曰:“忠孝节义,四字为万古纲常,顶天立地人物。此四个字,如大祠、大厅之有四柱……须用坚石,须用实木,自头到脚,都要咁坚,都要明实。外面虽然质朴,其中硬直不移,然后可以顶住栋梁,撑支大厦”。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横纹柴”幡然悔悟(她是长辈,似乎不宜受“恶报”,是封建伦理给了她这个特权),珊瑚苦尽甘来,而另外一个刁蛮泼辣的媳妇却饱受愚弄和折磨。

这种对善恶必报的信服有时到了痴人说梦,极其荒唐的地步。《鬼怕孝心人》写一孝妇归宁母家后,夫家忽闹瘟疫,她不顾家人劝阻毅然返回夫家以尽孝道。结果真神佑之,恶鬼避之,而公婆见孝妇赶来,顿时由“头又重、喉又干、口又苦、心腹又饱胀、脚骨又困倦”,一变而为“头见轻、喉见润、口见凉、心腹见自在、脚骨见宽舒,……真忠孝有神力!”

这只能是迷信,而且是极为粗陋的迷信!离开了特定的政治秩序的强压,文化氛围的缠绕,它就注定要破灭。我们从邵彬儒书中已可看到当时宗族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如家庭内部的纠纷(《横纹柴》)、族中强房与弱房的矛盾(《积福儿郎》)、嫡房与庶房的冲突(《好秀才》)、村社之间的械斗(《好秀才》、《泼妇》)以及官府的腐败贪婪(《借火食烟》)等等。当时的社会已经脱开了因果报应的束缚,处在财势、权势或强力、利欲的支配之下。下面这段生动的描绘取之《好秀才》,它记载了村社间因妇女之死常常引发的斗殴,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各怀鬼胎,各有绝技,而中心却都不是为死者伸冤,而是一个“利”字:“乡村间,或遇妇女投河,吊颈服毒身亡…一闻此事便纠牵多人,叫齐个的强横后生,撒泼妇人……如黄蜂出洞,猛虎下山,擦拳磨掌,呼天震地……其中又有一两个搅屎棍,风炉扇,晓作几句状词,识得几个差役,自认有胆有识,村中称他做师爷,遂做主谋,从中拨弄。如一队乌鸦黄雀,飞去寻食矣。去到死者之家,如雀鸟归巢,鹅鸭到埠……话逼死他个女,逼死他个妹,逼死他个姨,诈哭得呜呜,含悲似切切,挤挤拥拥,风起尘飞,要捉死者之家婆抱尸,要捉死者之丈夫殴打,有的想牵牛,有的去捉猪,连鸡仔鸡蛋都煮熟食。又嫌豆油咸,又嫌烧酒淡,又嫌猪肉肥。食完之后,各派封包,有的嫌轻,有的嫌少……要旁人讲许多好话,要苦主认许多不是,要自己兜许多钱银,尚诈作忿忿不服,其实欣然想去矣”。

这幅带有喜剧、闹剧色彩的社会风俗画,在《俗话倾谈》的灰色调子中显得很“跳”。它用上了久居乡村的邵彬儒对身边发生事件的悉心观察,其中对和自己身份相同(同为“生员”)而趋炎附势的“讼棍”狠狠加以贬损这一点,更能确证邵本人的职业和旨趣全在于死心塌地的“卫道”。《俗话倾谈》中其他能反映邵彬儒的说书才能的笔墨还有《七亩肥田》中的一个细节。一村人在去官府告状之前,对其妻声称官司必打赢,七亩肥田到手,届时再摆酒庆贺云云。其妻对他夸下的海口信以为真,并且愚妄地幻想:她丈夫去了衙门,官老爷必恭敬侍奉他,且饮酒吃饭……,居然还可笑地说到,“你既说打官府,我想太爷不听你话,你就捉住官府来打。你又好力气,官府怕你,就会依你。”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村人在官府里挨了一顿揍,悻悻而归的话,这段描写就不独写出了村夫村妇的愚陋滑稽的自大,还具有了比较强烈的讽刺效果。也是在《七亩肥田》中,作者利用民间幽默的传统,让争夺父亲遗产的两兄弟出尽洋相,想必引来了好奇的听众的一阵阵的欢笑,而《生魂游地狱》里的地狱也确实描绘得阴森恐怖,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缩手缩脚。

不过,就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是很难和邵彬儒自炫的“识透世事”,“说得有趣”划等号的。他无非利用了自己对乡村生活,村夫村妇心理的熟稔,也利用了长久浸淫在因果报应观念后对地狱、阴魂等氛围的沉迷。但他终究是一个说教时代的小卒子,较之晚明时期那些演说“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的故事的先辈,他的能量、才华都要小得多。晚明时的说书人非常注意环境气氛的渲染,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明末清初的大说书家柳敬亭对说书如宗教一般虔诚:“口技虽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要,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正因此他所说的“武松大闹快活林”才达到了“汹汹崩屋”这样异常真实、强烈的艺术效果。邵彬儒最大的不同恐怕就在于他难以“忘”。不象晚明说书人,在喧嚣的市声中评论世相,挖掘人心。邵彬儒是与生动活泼的市井文化相对立的古板陈腐的乡村文化的代言人。他台下坐着的,不是一批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都敢发议论的市民,而是大字不识、有待教化的乡间愚民;环绕在他四周的,恰恰是森严的祠堂内高高耸立着的“忠孝节义”四根大柱,牢牢束缚住他的人物,窒息了他们的生命力的,是狭隘荒谬的因果报应的定见。

因果报应几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物定调子(如《横纹柴》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康熙间四川省重庆府有一举人,姓安名维程。为人和平,无甚过处”),其命运的发展,不依靠人物性格的逻辑展开,甚至也不依赖曲折变化的情节,而是由人物言行的善恶作机械的调整。我感到,倘若剔除掉因果报应观念的约束,邵彬儒笔下的某些故事就会焕发出真实的生命力。比如《积福儿郎》一篇,细细品味,很可以成为揭示封建时代乡村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好题材:杨宗谏的两个儿子,由于从小就从周围人白眼中感受到父亲寒伧酸楚的职业和地位带给他们心灵的创伤,因而都执意不继父业。又由于他们在宗族中无地位,遂投向衙门。只不过其中一个儿子还难以摆脱父亲的阴影,处处想到的还是如何积福以薄名声。他的结局不甚美妙,全家未曾发达,仅仅是“一归于正”。另一个儿子则由嫌弃其父,另择他途,抛开一切束缚人的道德观念,利用衙门狠狠地赚钱,一度也曾威风八面,子孙既中举又发家。

我相信,就邵彬儒那个时代而言,这幅图景是更为真实,也更有代表性的。哪么邵彬儒何以不去研究形成社会关系的各种势力,而宁愿相信一切都由因果报应,善恶必报的原则最后判定这一妄念呢?我想除了“欺人”是他的义务而外,“自欺”却是其深层的心理动因。邵彬儒最难做到的,就是晚明说书人强调的“忘己”。他时时刻刻忘不掉的,就是这个“自己”——他以一乡村陋儒的身份,所拥有的资本极其稀少,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又使他缺乏变通的可能,因此,当他面对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自己的凄楚荒谬的处境,他的内心感觉是虚弱的。他需要这种带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和梦幻色彩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作为其人生的支柱,以消泯他感受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深渊。从这一角度再去看《积福儿郎》中的杨宗谏一不告官,二不斗架,以及邵彬儒在其他地方对官府暴虐贪婪的描写,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实在是弱者偏执而坚实的保护层,正象《红楼梦》中手捧一册《太上感应篇》抵御外界的风风雨雨的,恰恰是懦弱、拙讷的迎春。邵彬儒当然也无法对这一信念加以质疑,他和它与身俱化,一旦离弃,必然会从貌似强大到步入虚无!

在《好秀才》中,邵彬儒描写了嫡、庶两房兄弟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庶房家的秀才亚悌百般劝说,诸兄弟一仍其旧,亚悌不胜其烦,远离纷争。最终,诸兄弟械斗,酿成惨祸,遭来报应,这才想起昔日秀才的教诲是何等正确。于是将“好秀才”请回家中。众人“分开男妇,各行尊卑跪拜之礼,喜色融融”。并且“晚晚在厅堂,男妇齐集,听亚悌讲家庭世事,及古来忠孝贤良,抵掌而谈,生气勃勃。讲到悲欢离合之处,令各听者,眼泪都来。方知天地鬼神,其祸福消息之机,原来如此。讲了半月,男妇之心,变了八九,其恶气消了八九,于是出见外人,自觉羞颜矣,不觉低头矣,久之而生和气矣。又久之而有喜气矣。幼知敬长,而父知教子矣。”

这里出现了邵彬儒传奇经历中的所有主题:那个为利益、名份而纷争不已、危机四伏的大家庭可说是当时宗法制农村生活的写真;那个讲福音、传圣道、感化众人、力挽狂澜的好秀才亚悌,无疑是邵彬儒的一幅夸大了的自画像。他做梦都念念不忘的这一景象也是同治时期的幻景。邵彬儒多少应该满足了,1903年,距他的《俗话倾谈》初次印行(同治三年,即1864年)三十多年后,还有人没有忘记这本书曾劝导人遵守封建纲常,将它取出来再版(比它再版稍早,张之洞著《劝学篇》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头换面地重复了曾国藩等人的话语,企望同治中兴的景象重现于今)。不过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已经日落西山,邵彬儒的书也无法象几十年前那样形成气候了。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索历史:同治一朝不正是上有曾国藩这样的国家重臣,中有一大批封建士绅,下有不计其数的邵彬儒式的吹鼓手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中兴的局面,并延缓了一个文明的衰亡过程吗?不少人不是将这一悲剧性的延宕视为中华民族自我振兴的范例,而曾国藩不也成为后代无数“风流人物”的榜样吗?同样,邵彬儒既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而且由于象他这一类人多如恒河泥沙,所以不为时人记载。但我也想,这也似乎使他逃脱了历史记载的确然性,而上升为一个神话原型式的人物。一句话,他作为一种类型,又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在一个又一个时代中复活,这恐怕就是我刚接触到邵彬儒时倍感陌生,后来则甚觉亲切、熟悉的原因。他并没有真正死去,总会有一个象邵彬儒那样的人辞去现实社会中渺小的角色,在有形无形的森严祠堂内大柱的环绕之下,面对一席俯首贴耳而又心怀异想的听众,开讲他的说教故事。他的声音显得高昂深宏,在祠堂大柱间隐隐地传来阴森森的回声,他的身影却也在宽敞的大厅中变得极小,他可能已经随着故事里痛快惬意的梦幻飞升空中。概而言之,邵彬儒乃是一个身世酸楚却又执迷不悟的人,一个乐于被人利用而又易于被人忘却的人,一个有着无穷替身、代不乏人的人,一个既可以一笔勾销,又似乎挥之不去,久久缠绕着你的阴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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